（二）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的第一人

在茶学界公认的神农氏饮茶的权威文献中，最早的是汉代《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此后在《史记·三皇本记》、《淮南子·修务训》、《本草衍义》等书中也均有记载。明确提出神农氏是"茶之为饮"第一人的，应属唐代茶圣陆羽，他在《茶经》"六之饮"中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且引《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为佐证。今人陈宗懋院士主编的《中国茶经》提到我国饮茶始于神农氏。可见从古到今饮茶起源问题上，人们一致认为"茶之为饮"是神农氏的功绩，不涉及炎帝或炎帝神农氏。战国以来很多典籍将神农氏"尝百草"、"得荼"归于炎帝神农氏的名下，大概是因为炎帝神农氏是神农氏族发展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人们对炎帝神农氏图腾崇拜，将其神化的结果。

《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说法，从而引发了茶先为"饮"还是先为"药"的争辩。综合分析神农氏当时生存和生活的条件，我们认为神农氏对茶的认识是从饮茶或吃茶开始的。《新语·道基》记载：神农认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据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遇七十毒" .神农为什么去"尝百草",一般地认识是"神农尝百草"为了寻找果腹的东西，采集的东西主要是植物，如鲜果、茎叶、植物块根以及菌类等。先民们在长期采集、食用植物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茶可解毒的功效。茶学界有一种普遍观点，认为人们最初饮用的茶叶，大都是从茶树上直接采摘、未经加工的鲜叶，这种鲜叶很难在地层中保存。这是考古界至今未发现茶叶实物的主要原因。很多学者认为当时人们已经具备了饮茶的条件。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宝鸡一带的氏族已经掌握了较为发达的制陶技术，陶制生活用品有：尖底罐、尖底瓶、罐、瓮、体、盆、壶、杯、鼎、三足器、小盂、器座、器盖、甑等。历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茶器或茶具，是在茶叶生产和饮用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产生的，人们最初烹煮和盛、饮茶叶用的，就是当时人们日常使用的灶器和食具，还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

我们在前文中考证了"神农氏是母系社会的人，炎帝神农氏是父系社会的人"的观点，分析可知："尝百草"、"得荼"的人应是母系社会的神农氏，而不是少典之后的炎帝神农氏。据目前史料对炎帝的研究可知，湖南株洲、湖北随州的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既未"得荼",更未"解之",故崩葬于长沙。而且在早先的文献中找不到炎帝与茶的记载。所以神农"尝百草"、"得荼而解之"与湖南、湖北的炎帝神农氏无关。

（三）神农氏"尝百草"、"得荼"于陕西秦岭山脉的广大地区

茶树至少已有七八千万年的生长历史，茶树源于中国已成定论。根据记载我们可以认为，人类发现并利用茶是最近五六千年间的事，较茶树漫长的生长历史不过是暂短的瞬间。当人类发现茶树时，茶树这个物种通过自然传播已广布中国，凡能适应茶树生长的地方大多已有茶树生长[11].可以说，茶树的原产地与人类发现、种植茶没有必然联系。目前我们见到的最老的茶树也不过1700年，不能作为确定茶树起源的依据。正如我们不能认为寿星的年龄大，他生活的地方就是人类的起源地，人多的地方就是人类起源地。起源地与目前动植物的多寡、寿命的长短没有发现任何的必然联系。茶树的起源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最终需要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古生物地理学家去解决，需要用化石说话。其实在远古时期肯定不只一个地方有茶树存在，有茶树的地方也不一定就能出现饮茶的习俗。比如印度有野生大茶树，但在1780年以前，印度人不仅不知道印度有茶树的存在，更不知道种茶和饮茶。

当今学者之所以不能肯定 "陕西是中国茶树原产地之一",是因为他们认为关中不出产茶叶，也不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条件。但我们经研究发现陕西有最古老的产茶记载，在远古时期完全具备茶树生长的气候、地理条件，即使在今天秦岭南北均有茶树的生长。

--从史料记载分析。秦岭以南作为茶叶的适生区，历史由来已久。《诗经》是古周原地区产茶的书证。书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周原膴膴（肥沃的意思）,堇荼如饴"等，都是古代流传于关中古周原一带的诗句[12].这些诗句中多次出现的"荼"字，古代诸多字书和典籍明确指出："荼"就是四季常青的茶，非苦菜一类的小草[13].《诗经》关于古周原一带"荼"的记载，应该是我国最早的关于茶的记载。

--从气候变迁角度分析。根据气候学分析，仰韶时期关中气候非常温暖。拿与茶树生长环境比较接近的竹林来说，考古发现属于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遗址[14]、甘肃师赵村新石器时代古文化遗址都有竹鼠的骨骼遗迹[15],表明仰韶时期关中气候温暖，竹林大量生长。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关中地区气候温暖湿润，肯定适合茶树生长。据考察在秦岭北麓终南山下已发现有半米高的几十株茶树。

--从秦岭的物种分析。《中国茶经》"神农架包括茶在内有130多种药材，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传说相符",但神农架的物种量与秦岭相比，这句话显得没有说服力了。秦岭是适宜于各类植物生长的国家动植物资源的天然宝库，目前已发现草药3291种，仅太白山就有640种[16].而且茶树所属的被子植物全国有291科、秦岭包括山茶科在内有188科，占全国的64.6%.如此说来陕西比神农架更具备神农开创人类茶文化先河的条件。

以上分析，可得出结论：茶祖神农氏在陕西秦岭一带"尝百草"、"得荼"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二、陕西是最早人工种茶的地方、出产中华第一贡茶的地方、最早形成吃茶习俗的地方

陕西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居于核心和主导地位，其先进技术和思想理念，不断影响着周边地区的发展。茶自"发乎神农",陕西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植物资源，使陕西成为最早的人工栽培茶树、出产第一贡茶和形成吃茶习俗的地方。

（一）陕西南部的古代巴国是我国最早出产贡茶、人工种茶的地方

茶树的人工种植，是茶叶生产史上第一次也是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次飞跃。在原始社会阶段，采集野生茶叶受到野生茶树分布和资源的严格限制。随着农耕文化的发展，陕南的古代巴国人掌握了种植茶树的技术，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把茶树引种到一切适于种茶的地方，赢得了发展茶叶生产的主动。

最初的"巴"是一个古老民族之名，其活动范围包括今川东、川北、陕南、鄂西乃至洞庭湖一带的广大地区。其中陕南的巴人与周族关系密切。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这就是古文献中所称的巴国或巴子国。《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巴被列于周王朝的南方诸侯之首，属于"天下之显诸侯"之列[17].《巴志》也有"巴国远世，则黄、炎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经》、《水经注》、《汉书·地理志》、《路史·国名纪甲》等古典籍都有古代巴人在汉水流域立国的信息。四川民族史学奠基人之一、重庆文物考古和博物馆事业开拓者之一的董其祥先生在《巴史新考·甲骨文中的巴和蜀》称"巴国实为江汉诸姬之一。乃至春秋之世，巴人活动仍在汉水流域。"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顾颉刚先生所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巴方"标在汉水流域的黄金峡地段。又据童书业考证说："今陕南有大巴山脉，当即古巴族根据地" [18].考古学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清江隔河岩考古队总领队王善才也同意《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志》的观点，认为"巴，中国西南古代民族，活动于商代后期到南北朝。居住地域，大致先后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湖北和湖南西部一带。西周初期，受周王室分封，在汉水流域建立巴国。"这些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西周时期的古代巴国主要活动范围在陕南的汉水流域，不在四川境内[19].从考古发现看，在汉水上游地区的城固、勉县、安康等地都发现有巴文物。最有价值的是1986年安康市汉滨区王家坝商周遗址发现的史密簋，簋底铸铭文记载了在周王朝担任"师"之职的巴人师俗和在周王朝担任"史"职的史密，率领族人东征，受周王嘉奖的史实。1973年汉中市勉县茶店子出土的"巴式铜矛"是巴族龙支系在这一带活动的佐证。1974年安康月河北部出土虎妞镦于及巴式剑、戈、矛及青铜乐器，也是巴族文化的实物依据[20].

《华阳国志·巴志》明确记载：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荼、蜜、灵鬼、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巴族在西周初年成了宗周的封国，既是封国当履行封国的义务，所以当地出产的茶叶和漆等产物，作为贡品敬献朝廷，至今陕西漆的产量仍然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这是关于贡茶的最早记载，将我国贡茶的历史提早到了西周时期。还明确指出，巴国进贡有园栽的香茗，由此可知陕南的巴人至晚在西周已开始了茶叶的人工栽培历史。《华阳国志》是信史，可以认定：3000年前陕南的宗姬巴国，已向朝廷敬贡茶叶，并开始在园中栽培茶叶，成为中国最早的种茶、产贡茶的地方。（二）陕西古周原地区形成了中国最早吃茶的习俗人类饮茶文化是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陕西人吃茶的历史可追溯到神农时期，到了西周时期关中地区民间形成了吃茶风俗。《诗经》中《大雅·绵》和《豳风·七月》是古代流传于陕西关中西部古周原一带的民歌。

《大雅·绵》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诗句，意为周原肥沃广大，锦葵"荼茶"如饴糖（麦芽糖）一样的甜美。其中"堇荼"就是锦葵和茶两种植物混煮的茶食。《诗·邶风·谷风》说"谁曰荼苦，其甘如荠",这里说的"荼"是指茶而不是苦菜，因为只有茶才会因制作方法或茶汤的浓淡不同有苦有甘，苦菜的味不会有甘，而且在这两段诗中说的植物、气候、风土人情、河流都是陕西的事，如泾以渭浊、我有旨蓄（储藏的腌菜和干菜）、亦以御冬、北风其喈（疾貌的意思）.《豳风·七月》中有"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句，说的也是以茶为原料，煮作羹食，且是一种农夫食用的大众食品。可见当时周原一带，食茶之风相当普遍。

在这一历史时期，诸侯贵族这个特殊群体中，也有饮茶的习俗。《周礼》将这个群体的食用饮料概括为"六饮"、"五饮"[21],其中都提到"浆"这种饮料。《说文》云："浆，酢浆也".据考证，这是一种茶饮料，由茶与米汤加工而成，有解渴、充饥功效。史籍中有百姓提着干粮、捧着浆欢迎王师的描述。《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载："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卖浆至少在西汉时期已成为一种产业。这说明，至少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平民百姓习以为常的饮料就是茶。

以上分析得知：当时在陕西地区的百姓，已经把茶作为日常食用品，即以茶当菜，煮作羹饮，用茶的目的一是增加营养，另是作为食物解毒。王室贵族由于锦衣玉食、美味佳肴，不存在以"茗菜"来填饱肚子，在上层人士中更有可能把其作为一种高贵的礼仪予以传播。

三、秦国的军事文化推动了陕西"茗饮之事"向蜀地及长江流域的传播

文化传播在中国古代受地域、民族、政治等影响往往非常缓慢，必须以大的社会变革为推力，实现文化之间的迅速交流、融合。饮茶风俗也不例外，它的第一次大面积传播，就是伴随"秦人取蜀"这一历史事件开始的。正如顾炎武先生《日知录》所说的"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

（一）秦部族在陕西关中地区建国，传承了周王朝的"茗饮之事"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西周的首府之地已经有"茗饮之事".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据历史记载：周公旦"不就封",留佐武王，未去曲阜上任，一生活动的主要地区是在陕西。参照《诗经》有关"荼"的章句，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一个记载茶事的鲁周公关于茶事的信息，主要来源于陕西秦岭南北一带的民间。据《周礼》记载，西周宫廷设置"掌荼"官职，这说明茶作为珍贵饮料，已经进入西周宫廷。这里，我们可以将相关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推理：据史书记载大约公元前1066年，武王联合南边的民族伐纣，而后巴国首次将所产之茶作为贡品；几年后周公辅佐周武王，亲自制礼教民，形成《周礼》，并设置"掌荼"官职。这两个事件的发生，相隔不过数年，周王朝就把茶事列为国礼，足见周王朝对茶事的重视程度。可以说当时关中地区代表着最先进的"茗饮之事".秦国作为周朝的诸侯国，周王室"茗饮之事"也必然被秦国作为国礼。此时"茗饮之事"已逐步由王室的一种礼仪，向诸侯大夫甚至百姓饮茶风俗转变。

（二）"秦人取蜀"推动了陕西"茗饮之事"向蜀地传播

顾炎武先生说"茗饮之事"是随着巴蜀被纳入大秦帝国的版图而开始向外传播的。据史料记载，公元前316年，秦国乘巴、蜀互相攻战之机，派大将司马错灭巴、灭蜀，又攻楚，置汉中郡[22].两年后，即公元前314年，"秦封公子通于蜀，以陈壮为相，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移秦民万家实之".根据史料推测"茗饮之事"的传播应发生在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取蜀两年后，即公元前314年的大移民。这次大规模的移民，秦王的意图有三个：一是因频繁的战乱，蜀地人口急剧减少，需要填补；二是为了垦荒发展经济；三是为了"掺沙子"以稳定民心，不失为巩固"新生政权"的良策。从历史的发展规律看，民族文化往往是先进的文化辐射影响落后的文化。蜀国与秦国相比文化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关中地区在西周时已有茶记载并成风俗，而蜀地在汉代前未发现涉及茶的任何记载，并且被认为是化外民族。这次大移民完全达到了秦国的政治目的，秦国的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蜀地文化。陕西饮茶风俗传入蜀地，形成了蜀人争相效仿的生活方式。因巴蜀之地适于茶树生长的地域广大，在秦末汉初未受战争影响，茶叶产业在蜀地得到飞速发展，并在蜀人日常消费的基础上逐步商品化。公元前308年，秦武王"率巴蜀众十万，大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 [23],茶叶也因此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各地。随着各地交通、商业贸易的发展、文化交流的加强，种茶、饮茶之风逐步扩大，以关中为起点，先四川，到中原，后东南，逐渐辐射到了其它地区。

我完全赞同顾炎武先生的观点，"茗饮之事"是秦国军队取蜀、秦民移蜀之后，才从关中地区迅速向外地传播的。

四、唐长安的茶文化辐射全国乃至世界，确立了茶的国饮地位

陕西长安作为13个朝代建都之地，成为一切文化现象的发源地和聚焦点而辐射全国，茶文化也不例外。唐长安接受华北、江南和巴蜀茶风的影响，以其特殊的地位和文化的积淀，使中国茶文化在长安完成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及政治（茶政、茶法体系的形成）、经济（茶产业体系的形成）的完美结合。

（一）创造了最为辉煌的盛唐宫廷茶文化

宫廷用茶在重大礼的周代已有记载。《山海经·南山经》载有"祝荼"、"桂荼",及以茶献祭。《礼记·地官》载有"掌荼"、"聚荼",即专门主管以茶祭祀的小官。《尚书·顾命》记载了周成王临终关于丧事的遗嘱，内有"王三宿，三祭，三诧"句，此处"诧"即"茶".汉代饮茶之风在宫廷盛行。据班固《汉书·赵飞燕别传》，记载赵飞燕因侍帝不谨，连品茶的资格也不够，说明汉代宫廷已非常注重饮茶。《隋书》记载隋文帝为治头痛而煮茶为饮，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皇帝饮茶的记载[24].唐天子对茶事的投入，更将宫廷茶饮推向了极致。唐代宫廷对饮茶之道十分重视，皇帝和官员将茶作为国家礼仪。宫廷饮茶主要在以下场合：娱乐、王子公主婚嫁、殿试、内廷赏赐、清明宴、帝王清饮、供养三宝、赐茶、接待外国来使、祭天祭祖等。大历元年（766）与大历五年（770）,朝廷先后在宜兴和顾渚设置了"贡茶院",专门进奉宫廷御用茶叶。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其仪规大体是由朝廷礼官主持，有仪卫以壮声威，有乐舞以娱宾客，香茶佐以各式点心，出示精美的宫廷茶具，以茶事展现大唐威震四方、富甲天下的气象，显示君王精行俭徳、泽被群臣的风范。唐人张萱所绘《明皇和乐图》和佚名氏所作《宫乐图》对宫廷茶会有生动反映。德宗时宫女诗人鲍君徽的《东亭茶宴》和《惜花吟》（《全唐诗》卷7）,也成为大唐长安宫廷茶文化的真实写照。

涉及茶具，特别要提到1987年5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宫廷茶具。这套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包括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鎏金壶门座茶碾子、鎏金飞鸿纹银匙、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座茶罗子、鎏金人物画银坛子、摩羯纹蕾纽三足架银盐台、鎏金伎乐纹调达子、鎏金银龟盒，另有系链银火筋、琉璃茶盏、茶托等，共计27件。其中，有富丽堂皇、璀璨夺目的金银器茶具；有凝霜澄水、玲珑玉润的琉璃茶具；有失传已久、青中泛白的秘色瓷茶具。中外茶学界、茶文化界、茶禅界的专家一致认为：唐代宫廷茶具是迄今为止世界文化史上发现时代最古老、器形品类最完整、制作最为精美、华贵的茶具，堪称国宝。它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代表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境界，印证了中国是世界茶文化的摇篮和发祥地。

（二）开启了"茶马互市"的先河

"茶马互市",是我国唐宋至明代时针对少数民族施行的一项以茶易马的贸易制度。唐朝中期茶风鼎盛，周边少数民族由于其饮食结构多肉食，"四夷"渐如唐人"一日不可无茶"了。《封氏闻见记》载："（饮茶）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纥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旧唐书》卷173记载：茶叶已经成为少数民族生活必需品，与柴米油盐一样不可须臾或离。《新唐书·陆羽传》："天下普遍好饮茶，其后尚茶成风，回纥入朝，始驱骡马互市",这是我国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记载。明代熟悉西北茶马互市情况的杨一清也认为 "自唐世回纥入贡，已以马易茶" [25].在松赞干布之前藏族与茶无缘，文成公主西嫁吐蕃，开藏区千年茶风[26],吐蕃民族饮茶之风逐渐盛行。开元年间吐蕃鱼塘在赤岭（今日月山）、陇州（今陕西陇县一带）等处互市，双方交换的物品主要是马匹和茶叶、绢帛等。 陕西宝鸡的陇县作为交易点，在《册府元龟》载：肃宗乾元中（758--759）、代宗大历八年（773）、德宗贞元六年（790）、宪宗元和十年（815）、文宗太和元年（827）多次以茶、丝万计易马匹[27].可见交易时间之持久、规模之大。当时安康、汉中的山南茶的贡献就是为唐王朝换回纥马，是隐性的国防物资。陕西作为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茶政施行的重要地区，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和边境贸易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三）唐代长安成为中国茶文化向海内外传播的中心

唐代长安成为了中国茶文化的中心，它的影响不仅辐射全国，还传播到海外诸国。公元7-9世纪唐代长安也成为世界茶文化的传播中心。

唐长安茶文化是日本茶道的始祖。隋唐时期，日本在华学问僧充当传播使者，在260年里先后派出19批。公元803年，即唐贞元十九年，日本国第17次遣唐使藤原葛野磨，僧空海、最澄等入唐，他们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回国后，于弘仁四年（815）呈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云："观练余暇，时学印度之文；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最澄（767--822）归国带回了中国的茶籽，建成日本最古的茶园。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据《日本书纪》弘仁六年（815）4月的记载，说嵯峨天皇游幸梵释寺，"大僧都永忠手自煎茶奉御",这一非凡之举为饮茶敲开了沉重的宫门，为茶成为日本国饮立下头功[28].

唐长安茶文化促成了阿拉伯饮茶之风俗。唐代茶作为重要商品，自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传回鹘、再传波斯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各国乃至罗马。唐代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往来频繁，我国史书记载，由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147年间，曾37次遣使来唐。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长安有很多定居落户的、还有在唐朝任职的，逐步接触饮茶之风。阿拉伯人所着《印度中国航海记》载：唐宣宗大中五年（851）,"（中国）有一种冲入热水以为饮品的植物……其名为Sakn,中国各都邑皆有贩卖……此物有苦味。"成书于851年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对当时中国茶叶也有所记述[29].至今阿拉伯人饮茶风气很盛，自唐算起饮茶亦有千年历史了。

唐长安是当时茶叶贸易的中心。陕西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成为中国茶外销的贸易中心。生意或在此敲定，货物或在此起运。特别是那些作为中外友好往来的礼品茶赐给臣服大唐的诸番，大概都要在京都长安交接。所以，大唐的茶叶外贸无论在哪里交易，长安都是商业运作的中枢。唐代全国茶叶产量约80万担--100万担，人均2.4斤左右，是建国后人均数的4倍。不难推知，唐代茶叶的出口量很大，沿丝绸之路输往中亚、东南欧和北非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外贸的主体商品之一。张骞两次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凿通了丝绸之路，发展了汉朝和中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张骞是汉中人，他生于斯长于斯，对陕南当时出产的茶叶十分了解。丝绸之路实乃丝茶之路。明、清至民初，陕西茶在大西北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并沿着丝茶之路远销西亚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国。

总之，神农周王、秦皇汉武、唐宗明祖，把茗饮之事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断向全国传播开来了。唐代中期是中国茶叶大发展时期，8世纪末《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从唐中期起从南方传到中原，由中原传到边疆，一举成为举国之饮。所以我国史籍有茶兴于唐或盛于唐之说，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书，茶始边销、茶始收税，唐代茶真正成为一种独立的、全国性的文化和事业。

五、陕西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孕育了儒释道始祖茶文化

陕西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盛行的饮茶之风，为儒释道始祖茶文化出现创造了外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