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为媒 文人推波 壶艺峥嵘
发布时间 2010-09-04 浏览 21928 次
意识到壶的大小和造型艺术对人的情趣和审美观念产生影响,由此以时大彬为代表的壶不仅以「小」为特征,并讲求造型制作技艺的时代风格,便风靡起来而成为紫砂主流,较好地迎合了饮茶与文人雅士的需要和嗜好。

  二是以陈鸣远为楷模的清初壶艺,吴骞在《阳羡名陶录》里说︰「鸣远名噪海内,……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他先后在桐乡汪柯庭、海宁杨中允、曹廉斋、马思赞等人处为其作壶,还应海盐张东谷弟兄邀请在其涉园居亭制壶,同时这些名人手书题款在壶上以求风雅,在民间便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内竞求鸣远碟」之说。最为关键的是陈鸣远在这些文人学士那么饱览了古代陶、瓷、青铜、玉器等藏品,并受熏陶加上相互间鉴赏力的交流,使他的制壶造型装饰别出一格,独具风格,开创了以象生为主题的紫砂新风,影响和启迪了其它壶艺名家探索紫砂的精深博大,在历史上形成了紫砂「百花争艳、百家争鸣」的局面,惠孟臣、项圣思、徐次京、郑宁候、华凤翔、杨友兰、许龙文等各具特色,各有擅长,他们在造型、装饰、铭刻、炉钧、彩绘、彩釉、仿古、薄胎等艺术工艺方面,进行了盘古开天般的创造,在紫砂发展史上施展大手笔,其中许龙文的众多作品悉数被日本人奥兰田收着于《茗壶图录》一书。

  三是陈鸿寿、杨彭年为典型的清中后壶艺︰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浙江钱塘人陈鸿寿,号曼生,来溧阳作官,结识了宜兴的制壶高手杨彭年等,出于爱好,「公余之暇,辨别砂质,创制新样,手绘十八式,请杨彭年、邵二泉等制壶」,并且自署壶铭或请幕僚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题写铭刻,由此紫砂史上赫赫有名的「曼生壶」以潇洒脱俗的新面目为人所乐道,成为陶瓷史上「艺人与文人喜结艺缘,相得益彰,固属两美」的空前壮举。其意义在于紫砂的造型,装饰更上一层楼,从「曼生十八式」和后来的瞿子冶、朱坚、邓奎、乔重禧等人绘定制的壶上,可领略到造型装饰艺术进入理学范畴的书卷格调︰线面行云流水般的酣畅,铭刻绘画之文壶意切的珠联璧合,给人以新的美学享受,使紫砂再一次成为集书、诗、画于一身的高艺术含量的陶中宠物,难怪大收藏家吴大澄因不可得「曼生壶」而叹息。文人艺人结合开创的「几何抽象型」造型并融洽集书、诗、画、镌刻为特征的装饰艺术成为清代梅开二度的壶艺风格。

文人参与 推波助澜

  在陶瓷史上,惟有紫砂艺人善结翰墨缘,与文人雅士携手耕耘于艺苑,创出了许许多多加载史册、驰名寰宇的绝代佳作,不可否认,众多文人的参与为紫砂的崛起与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据记载,如从吴仕、柳佥、彭年等正德年间人士算起,明清两代直接、间接参与活动的文人不下90人,其中不乏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和收藏鉴赏家,如董其昌、陈继儒、项元汴、汪文柏、唐寅、文震亨、陈煌图、释如曜、陈鸿寿、郑板桥、瞿子冶、朱坚、邓奎、许次纾、陆希声、端方、吴大澄、张之洞、吴昌硕、任伯年……那么文人独钟紫砂的渊源是什么呢?不外乎以下几点︰

  其一,饮茶习尚的引发。饮茶自明代中期即废龙团改饮散茶,这一变化给紫砂带来契机,时大彬后,紫砂茗壶已具备弃竹炉而登几案的条件,并且「茶壶窑器为上,又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茶壶以砂者为上,盖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吴骞《阳羡名陶录》)加上紫砂「热不炙手」、「美不胜收」的日用、欣赏双重功能,接上了文人好茶的大势所趋。

  其二,紫砂艺术的诱惑。文人个性多属闲静雅致,浮想联篇,消沉时忧思绵绵,激动时振振有辞,他们要寄托、依附,而紫砂古朴典雅,加上可以铭刻诗词书画,这正是他们要借以抒发创造的绝佳之物。

  其三,天赐良机的揉合。明清时,苏、浙、皖、沪等地文人辈出,为处于青春期的紫砂带来了与文人结合的最佳良机。

  其四,自我表现的需要。文人是通过以下几种渠道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一是撰写壶铭。他们如陈继儒为蒋伯荂、杨端木、曹廉斋为陈鸣远作品手写壶铭;释如曜在一具紫砂壶底题写的铭文是︰「清人树涤心泉茶三昧赵州禅佛生日」并署「丙申年如曜铭赠天然」;郑板桥的壶铭是一首诗「嘴尖肚大耳偏高,才免饥寒便自豪,量小不堪容大物,两三寸水起波涛。」此外还有彭年、潘允端、屠倬等为定制壶自题铭文。二是直接、间接参与造型、装饰设计,他们是柳佥、项元汴、赵宦光、董其昌、顾元庆、汪淮、缪颂、陈鸿寿、朱坚、乔重禧、瞿子冶、邓奎、蔡锦泉、蔡恺及潘仕成、张之洞、金铁芝、端方等,其中陈鸿寿、朱坚、瞿子冶、邓奎等直接设计造型、装饰,汪淮、蔡锦泉、蔡恺及潘仕成直接自制,如有名的「潘壶」。三是请制壶名家到家中制壶,如陈继儒请蒋伯荂制「天籁阁」壶,海盐张东谷弟兄邀请陈鸣远到涉园居亭制作,伍元华请冯彩霞制「万松园」壶以及吴大澄聘黄玉麟、俞国良制「愙斋」款壶等。这些名人由此一表自己的书法、绘画、造型装饰美学的造诣或舒坦自己的情怀或满足收藏的癖好。

孤芳自赏 名重价高

  与其它陶瓷相比,紫砂在整个陶瓷史上所占的篇幅并不大,甚至与汉陶俑、唐三彩相比也略见逊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究其原因有︰

  (1)社会文化经济的客观制约︰在明清两代,饮茶品茶只是上层社会的风雅逸事,而紫砂也仅囿于受江南一带文人的青睐并参与活动,所以没有向更广泛的中、低阶层推广的历史条件。从出土或传世的紫砂茗壶看,工艺水准高并署款的壶要比工艺一般的普通壶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说明名壶与上层社会的关系。

  (2)文人参与和名重价高的主观制约︰史料曾记述︰「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又莫过于阳羡,是人而知之矣然宝之过情,使与金玉比值……」。「景陵铜鼎半百沽,荆溪瓦注十千余。」「一具尚值三千」,至于明代的供春、时大彬等名家的作品更是「价埒金玉,而且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珍稀程度可见一斑,这样的价位又怎能进入寻常人家。

  (3)社会最高层的淡视︰在封建社会里,统治者的倾向偏爱影响很大,如唐代李隆基喜欢「丰腴」的书体,一时从风,颜真卿便出类拔萃;清代康熙、干隆睿赏董其昌、赵子昂的字体,因而他俩的字「大为世贵」,成为清宫的「帖学」长达二个半世纪之久。那么紫砂是否御制过呢?据林古度七言古诗中句「荆溪陶正司陶复」似乎可论「阳羡贡局,创于明代」,清雍正、干隆期的邵玉亭、杨继光也曾御制过茗壶,并砂泥嵌贴干隆御诗︰「锦梭不籍天孙掷,倩影中堆万簇花。设与水仙作春波,天边风月傲清华」。故宫博物院不仅藏此壶,也有「干隆年制」款的方壶一具,此外还有「雍正贡局壶」传壶,然而从考古学角度看,并不是以证明「朝廷扶掖紫砂」,更不能与「官窑瓷器」相提并论。

  (4)营销渠道的闭塞︰专营紫砂的陶肆在明清两代是寥寥无几的,文献中张岱《陶庵梦忆》里提到在无锡县北五里铭山有「进桥店」,扬州天宁寺道旁「十三房」中的「香雪居」中有「宜兴罐」、「宜兴土产砂壶」出售。总之,紫砂价位之高、名壶稀少,统治阶层的轻视、经营传播上的保守等因素促成了紫砂纵有一身美誉,也只得孤芳自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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