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篇作品,人们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读。而杜育的《赋》,在我们眼里无疑是一幅绝妙的茶山品茗图,充满着相当完整的品茗艺术要素,也充满着茶艺美学的意韵。在这篇赋里,有自然风光的品茗环境:秋天,四川茶山临流;有品茗的好对象:佳友;有绝佳的茗茶:“奇产所钟”;有极好的水品:岷江中之清流;有绝好的茶具:产自东方的陶器精品;有优雅的冲泡方法:“取式公刘”。整个品茗过程,真可以说是:美伦美奂,美不胜收。这与此前资料记载的茶的药用、食用,成为了两种鲜明的分野。杜育出生的年代虽然难以确定,但他遇难于永嘉五年,即公元311年则是无疑的。也就是说,起码1700年前,中国茶艺美学就开始萌发。
当然,中国茶艺美学形成,还是在唐代。因为具有“大唐雄风”的时代,中国
茶文化才真正定型。作为
茶文化一部分的茶艺美学,此前虽有所表现,但很难说有系统的体系。对于中国
茶文化定型于唐代,我在十年前撰写出版的《中国
茶文化流变简史》一书就有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唐代以来,茶艺的审美取向进一步凸现和丰富。各朝各代的茶书、茶诗、茶词、茶曲、茶书法、茶绘画、茶器物、茶建筑,都成为茶艺美学的载体,都有共同的价值指向,即强调具有审美因素的境之美、味之美、器之美、饮之美。所谓“境之美”,就是追求幽雅的意境,必须处于一种富有诗意的环境。如“相向掩柴扉,清香满山月”(皮日休句),“婆娑绿阴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居易句),“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元稹句),“夜臼和烟捣,寒炉对雪烹”(郑愚句),都描绘了一种难以与人道的美境。陆羽《茶经》虽然设置了二十四种繁琐的器具,但又说在野寺山园、松间石上这些幽野之处饮茶时可以省略,同样可以得到
茶道的真谛。所谓“味之美”,就是“啜苦咽甘”的美妙茶味。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选择
茶叶品种,对茶的种植、采摘、制备等都有特殊的要求,煎煮的技巧更是至关重要,才能使茶的美味达到最佳状态。“木兰坠露香微似,瑶草临波色不如”(刘禹锡句),“疏香皓齿有余味,更觉鹤心通杳冥”(温庭筠句),“素瓷雪色飘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皎然句)。诗人们以传诵千古的佳句,使阵阵茶香飘散至今。所谓“器之美”,是指茶的美色,需要有相应的器具,才能衬托得更加诱人。唐代陆羽《茶经》就记录了采茶、制茶工具十五种,加工、煎饮用具二十四种。唐诗中以茶具为吟咏对象的佳作也不少,如皮日休和陆龟蒙唱和的《茶中杂咏》各有十首。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发掘出的全套茶具,因原是皇家用品,不仅制做精美,材质也十分昂贵。这批茶具呈现出的豪华之美,成为一个时代气象的代表。在唐以后,对茶具创新、崇尚,对茶具美感追求,不断放射出奇异的光彩。所谓“饮之美”,是指饮茶过程包含的美。古人的饮茶过程,可以说是一种“行为艺术”。无论是备茶、备器,还是烧水、投茶,无论是激搅、育华,还是闻香、品味,每一个细节都是一种美的追求,美的享受,都具有隽永的魅力。特别是唐人吕温记述的三月三时把原有的“曲水流觞”活动,“议以茶酌而代焉”,“微文觉清思”,更是潇洒自如地发掘出茶的深层次美。
以上所述“四美”,虽是各个时代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各自的个性和特色。唐代陆羽《茶经》谈到品茶者“宜精行俭德之人”,追求人格美和朴拙美,所以,在茶艺方面展示出一种空灵的、超然脱俗的美学境界。宋代斗茶风气盛行,其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斗茶,二是行茶令,三是茶百戏,形成千姿百态、名目繁多、各具特色的茶技艺。因此,讲究茶技艺之美,成为一时之胜。明代,贵为王爷的朱权失意后不得不寄情田园山水,著《茶谱》以自适,却又胸怀“开千古茗饮之宗”的志向,其在茶艺美中所寻求的是慰藉壮志难酬的心灵。这种心态,构成了明代流行一时的以超然物外为审美取向的茶艺美学。清代,以市民为主体消费群体的茶馆大盛,在世俗的喧闹和大众的推动下,以俗趣为体现的审美取向又使茶艺美学实现着转型。而在近现代,由于时代的风雷激荡,除极少数文人崇尚旧时的美学取向,茶艺更多的流向于崇实。近20多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的转型,中国茶艺美学中原有的积极、健康的审美取向得到弘扬,茶艺美学走向多元化,也为世界各地所关注。这些,大体是中国茶艺美学发生发展的主线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