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数不多，30年代中华南路有一家“会仙茶楼”。这里，桌凳用刷子刷洗得干干净净，茶客则多是小老板、小职员、小市民。至于带有诗情画意的茶馆则更少了，在水口寺临河有一家较为风雅的茶馆。开设在一大间吊脚楼上，窗明几净，茶具虽不算精良，但较土瓷看去清爽。这里，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家茶馆不用男性么师，而是由一位妙龄村姑“执壶”。村姑一幅白色围腰套在淡蓝布衫上，一根长发辫扎上红绳，穿梭于茶座之间，颇有韵味。此外，还妙在吊脚楼下流水淙淙，临窗可俯视一叶扁舟，渔舟晚唱。在这里来吃茶的，虽不全是骚人墨客，但多是来此“偷闲”者。
    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中，贵阳成为后方重镇，这时外省人来筑的增多。人口激增，为适应需要，形形色色的茶馆便应运而生，如以吃早茶、晚茶为主的广式茶馆便有冠生园、大三元酒家、五羊茶楼等。这样，贵阳人才有口福在广式茶馆中吃到“糯米鸡”、“马来糕”。此外，还有以说相声、清唱为主的“先生馔茶室”(在今富水北路口)、东园(在今中山东路)，皆是场场满座，人们即是茶客，又是观众。
    专门以喝茶为主的茶馆，在20世纪40年代的贵阳并不太多，大十字口的“大中国茶厅”，算是开设时间较长的一家了。后来，还有富水北路的“喜相逢茶室”等，这些地方，以“茶”取胜，不仅茶叶好，种类多，而且座位舒适，还有躺椅设置。真正的“品茗”之乐，只有在这类茶馆才能享受到。
    初夏开始，贵阳就有了“露天茶馆”，最火红的是“民众茶园”(在现今人民剧场原民教馆广场)，市民晚间多到此乘凉。后来，河滨公园与大西门社会服务处也设了“文化茶座”，这种茶座因环境较为清雅，所以颇受文化人欢迎。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中山东路还有一家欧化布置的“音乐茶厅”，音乐以西洋乐曲为主，颇得青年男女喜爱。
    有茶馆，必有“茶食”。当时，除葵花、花生瓜子外，贵阳的老茶馆还兼售价廉物美的糖麻园、麻花、混糖饼之类的茶食。为方便经济不宽裕的茶客，茶馆附设的香烟摊还可买零支香烟，一支也卖。老茶馆有个“暗号”，如果你这杯茶没有喝过瘾，你离开时，可将茶杯盖反盖于杯上。这时，么师就会给你保存下来，你再来时又原杯奉上。这种处处为茶客节约着想的茶馆，现在实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