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先生的《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该文指出”总之，根据这批茶具，可知点茶法在唐代后期已较流行，茶具的种类已较完备，烹点技术已相当讲究。几此种种，均为末茶饮法至北宋时之臻于极盛奠定了基础。”此后，暨远志又发表了《论唐代茶文化的阶段性》，就饮茶形式言，认为以法门寺为代表的晚唐茶具应属点茶阶段代表性证明权料(2)。但王仓西不同意此说，其《法门寺塔地宫出土茶具与〈茶经•四之器〉对比研究》的研究结论是：”晚唐皇宫茶道还是以烹茶之法为主。” (3)

 

    2、地宫茶具出土的意义

    朱自振教授等认为：这套茶具的出土，才真正全面揭示了唐宫廷茶道的存在及其程序和特征，它是《茶经》茶道发展的基础上与宫廷礼仪相结合，而达到唐代茶文化的最髙阶段。此外，它还向人们展示了唐代茶道主流在晚唐的变化。⑷韩金科研究员认为：这套茶具，“确凿无疑地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存在的同时，也为研究唐代茶文化及唐宫廷茶道，以及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并有助于研究宋代茶道、日本茶道与唐代茶道的渊源。”⑸张高举先生说，这套茶具“是皇室宫廷茶文化的完美表现，也是唐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见证。”⑹王郁风先生认为它是唐代茶具文化的精华，林培民认为这套茶具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有着极髙的审美价值。⑺

 

    3、唐代茶道

    朱自振等说：“茶道，是一种对饮茶习俗、方法的规范，通过联结友情，品味人生、观照人类社会自身，是文人茶道的特色；饮茶过程中超凡脱俗的宁静是寺院僧侣茶道的特色；体现表演性、等级性、亲和性是宫廷茶道的主要特色。因此在唐代社会中，茶道表现出阶段性、阶层性、地域性，从而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⑻沿此思路，梁子认为“茶道，就是以饮茶为契机的高度艺术化的综合文化形式。通过烹茶品饮来营造一种高雅和谐的人文气氛，交流思想，激扬文思，张扬个性和自由精神，提升生活格调，揉以琴棋书画，使茶道的文化内涵更为丰满。”⑼陈香白教授的茶道即人道说亦颇引人称是：“形成于唐代的中国茶道，究其实质，便是生命之美的一种延伸。”茶道就是引导自己走向完成品德修养实现全人类和谐安乐之道，就是人道，“已升华为一种全新的、全人类都能意会、理解、破译的语言。”⑽丁文先生说“茶道是一种文化艺能，是茶事与文化的完美结合，是修养和教化的手段。” (11) 李斌城教授说唐人茶道是唐代文化及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邹明华女士等认为茶道无非包括茶道思想、程式、规则和用具等。“我们说中国茶道形成于唐代，这是因为这几方面的因素在唐代已经基本定型。”由于陆羽的功绩，在唐代中国茶道已经基本形成。所谓茶道，“即茶中之道，既是法规，又是理念。” (12) 王玲女士认为：“讲茶道应当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理念，与优美艺术形式的和谐一致。” “倘若只有花枝招展，或富丽堂皇，只是摆弄几个瓶子、刷子，便称之为茶道，则便是舍本逐末，大道不复具 矣。(13)”

 

 

 

 

 

   4、唐代茶事

　　李斌城《唐人与茶》是近年来大陆学者研究唐代茶事特别是唐代饮茶总体情况的杰作。他说：“唐代嗜茶，茶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不局限一般饮用，而升华为一种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其结晶就是茶道。”他还一改梁子《中国唐宋茶道》等资料的传统说法，而认为最早提及“茶道”二字的不是《封氏闻见记》而是皎然的诗。程启坤、姚国坤《论唐代茶区与名茶》认为：“唐代很多地方饮茶普及，因此茶叶生产也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茶区逐渐扩大，名茶众多。”并以表格来反映茶区与名茶，很有意义。

　　曹进副教授《唐代两种茶文化现象》指出，“从唐代史料中我们已看到，唐代王室及贵族茶事活动的特点，与文人僧侣是截然不同的。王室的贡茶，精美高级的茶具，奢华的饮茶场面，这种以消闲享受为主体的茶事活动，毕其仪，美其器。.” “唐代的文人僧侣茶贯彻了和谐、中庸、淡泊的思想，强调饮茶自修内省。”

　　在《我国中、晚唐诗人对于茶文化的贡献》一文中，顾风副研究员认为，他们促进了饮茶习惯的普及，推动了《茶经》的问世，带动了茶具之生产，扩大了茶文化的内涵。

　　在《<茶经>?<茶酒论>与法门寺茶道研究》一文中，梁贵林指出《茶经》为茶道之元典，《茶酒论》乃茶道的民间阐释，法门寺茶具则体现了唐代茶道的高度。

 

　　5、唐代茶与佛教

　　梁贵林认为：“在直译过来的佛经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以茶礼佛的资料，这大约是因为天竺国在释迎时代还不盛行饮茶，或说就没有饮茶的习俗(甚或就没有茶树)。但在中国佛教丛林中茶甚为流行并受重视，由于晚唐百丈怀海禅师创立的《百丈清规》弥漫着茶的芬芳。”……在佛菩萨忌日、在寺院管理人员职事变动等活动中都少不了点茶。

　　茶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茶圣陆羽就是被竟陵智积禅师在寺院抚养，唐代最美的茶具出土于法门寺地宫等。这一切都表明从历史角度以佛教为一参照系进行唐代茶文化研究不失为一种可取之法。韩金科等《从法门寺出土文物看茶文化与佛教》一文认为“从法门寺的特殊地位和佛骨在唐代佛教发展中的特殊意义看，从地宫出土的反映唐宫廷茶文化的配套茶具看：佛教和茶文化在这里达到高度的统一，而这一统一的背后是封建帝王对佛教和茶文化的同时需要；茶文化和佛教在唐代社会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这两种文化之所以能结合、圆融的内在原因在于共同承认个人的“修养”“克己”“俭约”“精勤”是成佛为圣的必由之路，而封建帝王也以此为其美德增色，因而佛骨(佛教象征)、茶、皇(封建国家的化身)结合起来。

　　也就是说：茶文化是一种像茶叶一样有很强的亲和能力的中和性文化。

 

　　6、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张高举在《日本茶道与唐宋茶文化》一文中指出：“旧本的茶道和茶文化，无论从其形式还是从实质来说，都同中国茶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茶道源于中国唐宋文化.是中日文化交融的一端。”

　　日本学者布目潮风在《法门寺地宫的茶器与日本茶道》一文中指出，日本茶道之所以出色完成的深层原因，必须归功于陆羽写了《茶经》，建立了其他饮料所没有的理论上的丰碑这个史实。”

　　仓泽行洋在《东方文化与茶道》一文中指出：“日本茶道是以中国茶道为母亲而成长起来的茶道，并且是在古代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梁子说“由于日本古代文化(明治维新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人将吸收而来的精粹视为瑰宝，发扬光大，扩充创新，以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由于茶道、佛教连同中国文化一同过嫁扶桑，他们发挥了极大的创造性，将一同而来的文化兼融并蓄，并集中于茶道文化之中，因而使茶道文化成为揭示日本文化的钥匙，闪耀着中华文明光辉。更洋溢着大和民族的智慧氰氢”

　　就法门寺唐代茶文化研究的进程而言，他认为“一个阶段问题的解决，同时预示着另一阶段问题的出现，几年实践表明，法门寺文物为认识唐代茶文化提供了最直接资料，同时也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因为法门寺文物的严密性决定了这一门学问的严肃性—就连文物上的图案也是严格构思的，唐代茶文化的研究仅处于起始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