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让农民工为大运会牺牲权益还突破了道义的底线。某种程度上，深圳的高楼大厦完全是在农民工的牺牲精神上拔地而起的。但农民工却并没有随着城市的崛起而成为“金牌一族”，他们依然生活在深圳最底层。从这个层面而言，让农民工放弃讨薪的权益，再次被动牺牲，实在有违人类社会基本道义。

固然如此，有人还是认同这一通知，正如有观点认为通知做到了“劳资平衡”：通知要求，建筑公司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然后又规定农民工不得集体上访讨薪，这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劳资平衡”的证据。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农民工和建筑公司各打五十大板，的确“平衡”。但问题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是公平的体现吗？如果农民工可以和建筑公司平等对话，农民工不用惧怕建筑公司，双方力量对比相当，那么各打五十大板还是较公平的。

不幸的是农民工与建筑公司本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建筑公司比农民工群体要强势许多，否则社会上流传的剧本就不是农民工讨薪难，而不建筑公司跪求农民工干活。所以各打五十大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与建筑公司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