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皇帝巡幸五台，河东商人情殷报效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一百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十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山西巡抚伯麟说山西现已捐输一百四五十万，约可得银200万两。但伯麟的这种“勒限催交”，就连嘉庆帝也担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清仁宗实录》卷11，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土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