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以茶献”数语来看，小壶小杯瀹武夷茶之方式似为武夷僧道所创。但前此二十多年的《龙溪县志》既已明言该品茶法，“穷山僻壤，亦多耽此者。茶之费，岁数千。”足见其法实非僧道所独擅。何况，袁枚在乾隆四十九年《赠寄尘上人即送赴潮州兼申武夷之约》中有：“武夷如践约，待我菊花天”之句，后来寄尘山人未践约，而袁枚在读了李宁圃《程江竹枝词》后，曾深以当日“到广不到潮”为恨（见《随园诗话》卷十六）。设若当时袁枚与上人同到潮州，依他的逢奇必录的习性，又焉知其对“工夫茶”之描述，不在乾隆五十一年武夷游之前？粤人至福建贩茶，由来已久。《寒秀草堂笔记》云：“柯易堂曾为崇安令，言茶之至美，名为不知春，在武夷天佑岩下，仅一树。每岁广东洋商顶以金定此树，自春前至四月，皆有人守之，惟寺僧偶乞得一、二两，以饷富家大贸。”嘉庆十三年（1808）《崇安县志?风俗》也云：茶市之盛，星渚为最。初春后，筐盈于山，担属于路。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而贸易于姑苏、厦门及粤东诸处者，亦不尽皆土著。若返观陈王猷“旗枪新辨味，最是武夷精”之句，再前溯明郭子章所谓“惟潮阳间有之，亦闽茶之佳者”等情况，可知潮、闽间之茶叶贸易，源远流长。茶商一般都是烹茶、品茶高手，当他们进入茶区认购茶叶时（不至茶区，便决无前述的预付定金购某一树并严加看守之事），自然会在茶艺方面与茶农互相切磋交流；而茶农也必定会在如何改进茶叶质量、增强品尝效果等方面虚心倾听茶商意见，以期产品适销对路，达到双方互惠互利之目的。正是出于这种密切的贸易伙伴关系，在长期的双向交流中（也许还包括“潮州来者精”的泥炉、砂铫等条具之流播），武夷茶之质量不断提高，而工夫茶程式亦得以逐步完善，以致在有关这一饮茶程式的记载中，其程序与器具竞惊人地一致。因此，在探索工夫茶程式的源头时，我更倾向于“乌龙茶产、销双方共创说”。清代中后期，工夫茶渐次普及。光绪年间，张心泰在《粤游小记》中说：潮郡尤尚工夫茶，有大焙、小焙、小种、名种、奇种、乌龙等名色，大抵色香味三者兼全。以鼎臣制胡桃大之宜兴壶，若深制寸许之杯，用榄核炭煎汤，乍沸泡如蟹眼时，以之瀹茗，味尤香美。甚有酷嗜破产者。嗜茶的习俗反过来又刺激、推动了茶叶的贸易、经营。据民国十八年（1929）《建瓯县志》卷二十五《实业?乌龙茶》所载：近分广潮帮来来办者，不下数十号。市场在城内及东区之东峰屯、南区之南雅口。出产倍于水仙，年以数万箱计（箱有大斗及二五箱之别，二五箱以三十斤为量，大斗倍对。假设年购五万箱，每箱以45斤（即二五箱与大斗之平均值）计，总量便达225万斤！而且，这仅仅是建瓯县一个县，乌龙茶一个品种。可见，“广潮帮”每年从福建采办的茶叶，数量相当庞大。凭此一项，称工夫茶而以“潮州”冠之，可谓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