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应提及的是中唐诗人吕温，山东泰安人，贞元十四年（798）进士，与柳宗元、刘禹锡是好友。他写过一篇《三月三日茶宴序》，文曰：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文人宴会上以茶代酒，标志着生活习俗的大改变。不用说，茶宴是中国文人的创造，创造者包括入仕的士和未入仕的士。这次茶宴选择的时间好，三月三日，春光明媚，百花盛开。环境好，"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红蕊拂衣",人已回归大自然。客亦佳，什么"南阳邹子"、"高阳许侯",皆是鸿儒而非白丁。茶煎的好，茶具好，茶也喝出了神韵，"不令人醉，微觉清思",正好"言诗".这篇序比陆羽的《茶经》更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中国茶道。

众人聚饮最好的佐茶法是闲谈，写《茶疏》的明人许次忬说：宾朋杂沓，止堪交错觥筹；乍会泛交，仅须常品酬酢；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只有品茗才配"清言雄辩".若是饮酒，那只能说"酒话",酒乱神思，必然会走火入魔，失去理智，不合逻辑，乱说乱道。而茶益神思，边饮边谈颇相宜，严肃可也，轻松可也。在中国有"茶余饭后"一说，即指说些无关宏旨的轶闻趣事让人轻松轻松。英国饮午后茶就喜欢闲聊，所以小说家费尔丁说："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朋友相交，有事相商，或想一块聊聊，便以"到我家喝茶"相邀。

茶宴重在宴请，茶话重在清谈，茶会则是一种社交性集会。

诗人钱起《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诗曰：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料。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诗人尝到了茶会的甜头，一边品茗，一边畅谈文学。茶好景亦好，景助茶兴。从此往后，文人雅集以茶代酒，"不复醉流霞".

宋代亦有茶会。朱彧（yù）《萍洲可谈》卷一云：太学生每路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此类茶会具同乡会性质，以茶结同乡之缘，叙同乡之谊，互通家乡消息。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九（社会）一节中说：更有城东城北善友道者，建茶汤会，遇诸山寺院建会设斋，又神圣诞日，取缘设茶汤供众。寺院作斋会，富户以茶汤助缘，名叫茶汤会，实则相当今之"基金会",寺院以助茶汤为由募集资金，以供宗教活动的日常用度。要几个"茶汤钱"比地方青皮恶少无端勒索"讨几个酒钱"不知文明多少倍，因之茶有十德，茶的形象美好，所以宋代给官吏的兼职工资叫"茶汤钱",给侍者的小费也叫"茶汤钱".

此后，中国茶会走出国门，并被西化。本书第二章里曾列举古巴茶会，再看看英人茶会的实际情形。张德彝《使英杂记》载：茶会、跳舞会之盛，每年由三月至六月中旬止。此俗由来最古，欧罗巴、亚美里加二洲各国率皆为之。凡人家店肆，平时大厅敞房以备盛会，若以为公事之不可无也。西人性好奢华，凡富贵喜交结者，皆乐为之。一人子女，待其长成，虽无力，亦必勉强支应，设会结交，以便子女得友相与往来。则男可访女，女可觅男，嫁聚咸赖于此。因男女细心访察，各得所愿，则意洽情投，鲜有作秋扇之歌者。每会所费，少者百余镑，多者至六、七百镑，合银二千四、五百两。此俗"最古"也不会早于16世纪。1607年荷兰船队从爪哇来澳门运去绿茶，此时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10年转运欧洲，1650年饮茶风气传到英国咖啡馆。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馆进口绿茶售价为每镑6-10英镑。当时在英国办茶会不会比酒会省钱。茶会在中国是文人雅事，以清谈和吟诗为主要内容，英国人接过去则变成了跳舞和婚姻，这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不过在中国，茶与婚姻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有把婚姻聘礼称为"茶礼"或"下茶".茶会虽已英国化，但茶道基本宗旨并没变化，以茶结友本是茶之一德。

茶会最壮观的大概还是清末西藏喀温巴穆大喇嘛庙的僧人茶会，4000人出席，喝了8000杯。

由茶会、茶话演变而成茶话会，其释义是：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聚会。就是饮茶清谈。茶话会以其简朴无华而风行全国。佳节来临，中共中央领导人备清茶一杯，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共祝良辰，互表心愿，促成党内外大团结的新局面，共创四化大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将中国茶道引入政治生活，倡廉反腐，带了个好头。于是茶话会取代了酒会，用于方方面面：共商国是，招待外宾，庆贺佳节，学术讨论，开业庆典，签约奠基，表彰先进，送旧迎新……诸如此类，纯洁了社会风气，节约了巨额开支。此风传入国外，受到广泛的欢迎，被誉为"茶杯和茶壶精神".这足以说明，纵使人类进入电子时代、信息时代、宇宙时代，中国茶道仍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