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让农民工为大运会牺牲权益还突破了道义的底线。某种程度上，深圳的高楼大厦完全是在农民工的牺牲精神上拔地而起的。但农民工却并没有随着城市的崛起而成为“金牌一族”，他们依然生活在深圳最底层。从这个层面而言，让农民工放弃讨薪的权益，再次被动牺牲，实在有违人类社会基本道义。

固然如此，有人还是认同这一通知，正如有观点认为通知做到了“劳资平衡”：通知要求，建筑公司不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然后又规定农民工不得集体上访讨薪，这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劳资平衡”的证据。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农民工和建筑公司各打五十大板，的确“平衡”。但问题是，各打五十大板就是公平的体现吗？如果农民工可以和建筑公司平等对话，农民工不用惧怕建筑公司，双方力量对比相当，那么各打五十大板还是较公平的。

不幸的是农民工与建筑公司本就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建筑公司比农民工群体要强势许多，否则社会上流传的剧本就不是农民工讨薪难，而不建筑公司跪求农民工干活。所以各打五十大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与建筑公司不对等的地位，更或加剧双方的断裂。简单点说，通知要求建筑公司不欠新、农民工不讨薪，实际上真正执行的人群只能是农民工。以往的经验早就证明，越是弱势群体越依赖法律法规，越是强势群体越易破坏规矩。某种程度上，要求农民工不讨薪反而让建筑公司欠薪找到了合理支撑。

其实，这个通知及各方的争论，展现的核心问题是个体权益是否该为大局让步。在公权力来说，深圳举办大运会就是大局，为此深圳的所有人都该做出牺牲。但，农民工已经牺牲够多，为何还要无休止的牺牲？对此，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该反思一番，自己在接受农民工牺牲时，为农民工做过什么。更重要的是服从大局只能是民众的个人意识，公权却不能用强制命令，让农民工牺牲合法权益以服从大局，这亦是常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