俭和朴素的物品。另一方面，随北方土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被吸收过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440年前后）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吏，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遍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又如《南开书武帝本纪》（6世纪前期）载，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齐武帝临终时又诏称：“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平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通过这样用诏谕的形式颁布全国，无疑对这种风俗是一大推动和促进。

　　由于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借重茶叶”的需要，从而使得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如《神异记》（西晋一隋代之间）载：“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土，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遗也’。”《永嘉图经》（失传，年代不详）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谦之《吴兴记》（5世纪）又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等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今温州、宁波的沿海一线。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录》所说，“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也著名起来。荆楚和长江中游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这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茶业的发展，使三国、西晋以后出现的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或现象，更加明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