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之利也多被外商银行所夺。江西巡抚李勉林说：“中国西商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近年通商口岸，洋商亦多设银行，西商之利，稍为所夺，中国资财又多一外溢之所，尤不可不有以抵制之。”（《山西票号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版）又如山东“以前本省使用的土铁，大部来自山西泽州府，现在几乎已经完全被洋铁所代替了，洋铁成本比土铁低一半。”（1869年《海关贸易报告烟台》）宣统时，外国烟草公司处处排挤华商。如英美烟草公司以包捐为名，在山西榆次、太谷等地“概不许售中国之烟”。（《天津商会档案选编》上1169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甚至连山西会馆也遭到列强霸占。如天津估衣街的山西会馆，本为山西省官商侨居公议之地，光绪三十二年（1906）竟被张幼仙勾结日本人霸占。更可恶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使中国财政流失。如号称“金太谷”的山西太谷县，是山西票号商的巢穴之一，“咸同以还国运田蹙，谷人之牵牛服贾于俄蒙地者，损失大半”。（民国《太谷县志》）加之，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鸦片，一些商人吸食鸦片，致“因富而败，精神萎靡……商务凋敝，烟丹流行。全县为烟丹每年开支四百多万银元”。（《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台湾商务版）

　　其二，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政府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的淋漓尽致，《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割地赔款，《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是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的出卖主权的条约．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得以伸进了侵略中国的魔爪。《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是德国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帝国主义通过上述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建立太平天国，都天京（南京）。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四年（1898）农民反封建的秘密结社组织义和团，在山东举起了反帝斗争的大旗。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的一部分从山东转战直隶，与当地义和团群众汇合，成为一股农民革命的洪流。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反帝斗争非常恐慌，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他们在京、津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革命果实却落入了袁世凯手中，当时军阀混战，土匪纷起，社会不靖。在上述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山西商人接连遭受损失，清人徐继畲说：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县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徐继畲《松龛全集》奏疏卷下《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民国《太谷县志》卷四载：“商务自清季已形凋敝，改革以来，凡外设有分庄者因直接间接之损失或则缩小范围，或竟停止营业。较之昔日一落千丈矣。……近数年来各省兵祸相寻无已，在外经商因失业而赋闲者所在皆是，来源顿竭，生计困难。”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巡抚说：由于甲午之战、庚子之乱、日俄战争，晋商损失，“多至数千万，元气至今未复。去年营口西商亏倒银二百余万。”（清档，山西巡抚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天成亨票号仅汉口、西安、成都三处被抢劫银两达 100多万两。民国《临晋县志》卷四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者常万余……陕省金融事业，归临人掌握者居其泰半，……民国肇建，陕省乱机四伏，盗匪充斥，行路者皆有戒心，商贾因之裹足，临民之操奇计盈者生理日形颓败，率多归里。”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发生内战，在俄国的山西商人落荒逃归，因此而损失银达数百万两。仅大德玉、大升五、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在莫斯科的损失就达 140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的山西商人资本被没收。加之旧俄钞的贬值和废弃，又遭损失。如锦泰亨号就因此损失银24万两。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签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商取得无税自由贸易特权，山西商人在蒙经商遭到严重打击。1924年蒙古成立共和国，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有资料记述山西商人之衰落说：“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放辛亥，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益困，以放正货短少，金融闭塞。”（《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商务版）

　　其三，封建政府肆意压榨的影响。明清山西商人从清季开始走向衰落，而清政府对商人的肆意压榨，则是山西商人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封建政府对商人压榨的名目繁多，主要有：

　　一、课税繁重。一是税目繁多，除商税、关税外，清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倍受其苦。山西从光绪元年（1875）到十九年（1893），大量增设厘卡，每年厘金收入由九万两上升到22万两，药商、票捐、盐价加斤等各类捐输每年增加银20万两，到清末全省已有厘卡35处，凡药、盐、皮、毛、烟、酒、煤、粮皆是厘金项目，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厘金收入又达31万两。另一种是滥征、重征商税。如乾隆二十九、三十年（1764、1765），多伦诺尔地方“违例滥征”，以致“商贩稀少”。（清档军机处录副，期成额、观音保《为筹办本税事宜》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乾隆三十三年（1768），归化城监督福礼重征商税，曾引起山西商人李令俊、徐育成、郭茂等上京控告。福礼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到任，将原由杀虎口征税货物，又在归化城重征，仅七月十五日到次年正月初六日就多征税银3200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四达、彰宝《查审归化城监督福礼收税一案》）光绪元年（1875），山西普源公商号，由广东采办药材、药酒，运销直隶，途经天津，被钞关重征，以致商人赔累，被迫改道青岛，由山东运销直隶。

　　二、捐输频仍。所谓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二十五年（1760），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商众敬输银30万两；乾隆三十八年（1773）金川用兵，太原等府州捐输运本银 11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0）乾隆皇帝巡幸五台，河东商人情殷报效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一百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派至十万两，勒限催交，其未能措交者，即行掌责，甚至锁闭班房，名曰“黑窑”。山西巡抚伯麟说山西现已捐输一百四五十万，约可得银200万两。但伯麟的这种“勒限催交”，就连嘉庆帝也担心“因此激成事端”。《清仁宗实录》卷11载：嘉庆时“晋省摊捐款项繁多，……统计每年摊捐银八万二千多两”。《清仁宗实录》卷11，嘉庆二十五年十月戊戌）咸丰初，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上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土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为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清档军机处录副，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为遵旨报上捐输情形奏折》。《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山西商民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各省捐输之首。同治三年（1864），又因新疆用兵，筹饷艰，解运难，山陕商人之资聚迪化州城，资财已经一空，但清政府仍不放过，以山陕商人在伊犁、喀什噶尔、古城等处皆设铺户为由，又令山陕商贾将上述地方商资兑充军饷。清人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不难看出，捐输之频，数额之大，已为山西商民之沉重负担。下面是部分山西商民捐输情况

　　三、其他勒索。封建官吏视商人为“可啖之物”，千方百计搜刮商人。如乾隆初河东盐政白起图，在任期间“或贿买引窝，或吓诈银两，或滥差扰累，或纵役需索，以致强荐长随，收受礼物”，对商人进行种种盘剥勒索，白自从到任后，不仅“商人所送礼物，无不全收”，且每遇商人登门，家人竟强索“门包银”，“家人门包，非八两、十两、十二两，肯不传奏”。（清档喀尔吉善《为奏闻事》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乾隆三十二年（1767）达色任河东盐政后，即与河东运使吴运从、运城知县吴兆观“彼此串通”，在盐池搜刮盐商的银两。因河东池盐累累欠产，盐商纷纷告退，清政府又举报富户充商，富户皆视为畏途，达色乘机勒索。商人郭恩顺、郭丰泰、祁斯清为求告免充商，达色令出银4000两。后来郭等三家出银1040两，又买“玉达摩、玉鳖”二件贿达色，才得以免充。（清档四达、彰宝《为遵旨严审定拟具奏事》乾降三十三年一日二十九日）清末祁县渠兴周、平遥县尹二少，都是当地著名富商，金永任山西巡按使时，图谋其资产，金永爪牙于景福便诬指渠、尹有不法阴谋，将二户财产全部没收，金、于二人中饱私囊。以致“三晋富民吝于财而怕‘”，成“牢不可破之风气”。（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三《复阳曲三绅士书》）

　　其四，近代交通发展后贸易路线改变的影响。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轮船公司在中国先后开辟了若干航线，沙俄对华贸易也由陆路改为天津、大连、海参崴的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山西作为对俄、欧贸易要冲的商路逐步改变，山西商人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也逐渐失去。中东铁路、京绥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山西商人旧有的经营商路又是一次打击。早在清光绪十六年（1890）沙俄就准备着手建西伯利亚铁路，以适应向中国扩张的需要。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已修到贝加尔。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在彼得堡与俄政府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俄国建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即中东铁路。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该线通车。俄商利用海上运输和中东铁路运贩商品，使山西商人利用驼、马、车走蒙古大漠的商路大受影响。京绥铁路未通前，从北京到塞外的商品贩运，皆为晋商控制，但京绥铁路通车后，这一局面已大为改变。过去长芦盐运销河南等地，河南等地粮食运销天津，皆靠河运。但京汉铁路通车后，原来的河运、陆运商道又走向了衰落。山西临县碛口镇，西临黄河，隔河是陕西，这里河面宽，水流缓，便于停船，从乾隆时始，山陕两地客商便在碛口经商，贸易十分繁盛，清末碛口有商号三百多家，有“拉不完的碛口”之说。但是后来由于近代公路交通的发展，这里的水路作用渐趋衰落，碛口的繁荣已成过去。由上可见，近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变了货物运输路线，以致山西商人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明清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如前所述，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其次，“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再次，墨守陈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陈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晋商终于失去昔日光辉。

　　复次，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