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为数不多，30年代中华南路有一家“会仙茶楼”。这里，桌凳用刷子刷洗得干干净净，茶客则多是小老板、小职员、小市民。至于带有诗情画意的茶馆则更少了，在水口寺临河有一家较为风雅的茶馆。开设在一大间吊脚楼上，窗明几净，茶具虽不算精良，但较土瓷看去清爽。这里，最令人难忘的，是这家茶馆不用男性么师，而是由一位妙龄村姑“执壶”。村姑一幅白色围腰套在淡蓝布衫上，一根长发辫扎上红绳，穿梭于茶座之间，颇有韵味。此外，还妙在吊脚楼下流水淙淙，临窗可俯视一叶扁舟，渔舟晚唱。在这里来吃茶的，虽不全是骚人墨客，但多是来此“偷闲”者。
    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中，贵阳成为后方重镇，这时外省人来筑的增多。人口激增，为适应需要，形形色色的茶馆便应运而生，如以吃早茶、晚茶为主的广式茶馆便有冠生园、大三元酒家、五羊茶楼等。这样，贵阳人才有口福在广式茶馆中吃到“糯米鸡”、“马来糕”。此外，还有以说相声、清唱为主的“先生馔茶室”(在今富水北路口)、东园(在今中山东路)，皆是场场满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