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在《茶经》和最初的茶道中，陆羽和大家在讲究饮茶之法的同时，一开始就提到和就具有精神的一面。而这精神的一面，不是来之于其他，恰好正是从茶文化的淀积中承继过来的。

　　《茶经》提出的茶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饮茶者饮茶时要修心养性，效做这样的人。陆羽《茶经》中饮茶之道要求做精行俭德之人的这条，如溯其源，我们由《晋书》桓温和陆纳传以茶果待客和伴酒并视之为是“素业”，即可找到其根缘。当然，当时在中唐陆羽、皎然等倡导茶道之时，关于茶道文化的精神内涵，并不只是要求做“俭德”之人一点，至少从皎然的看法中——“唯有丹丘”才知茶道的“全尔真”，其内容自然是极其丰厚的。

　　8世纪继陆羽《茶经》之后唐朝的另一本茶书《茶述》，其对茶和茶文化特点的概括：“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几句，对茶道在物质上如何更好愉悦人生，在精神上如何自我陶冶修养，说直接些，有点现在茶道宣扬的“和敬清寂”的韵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