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人访谈录：▲陶 禅 ●乔木森
▲乔木森老师,您好!作为今年茶文化节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由闸北区人民政府承办、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拍摄制作的“文化中国·茶文化”系列专题片于4月16日至20日连续播出后,在广大观众中引起热烈反响,据说“文化中国”栏目该挡期的收视率也由原来的0.3最高上升到0.7,增加了一倍多.您作为这挡节目的特邀主讲人,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您的感受和观众的反映？
●是的，当《文化中国》的导演告诉我这期节目播出的收视率时，我也十分高兴。在我看来，这期节目之所以受到观众的欢迎，除了茶文化的内容在电视节目中播出较少，对于观众有一定的新鲜感外，主要是在节目的制作上，无论就其节目的内容样式和演播样式及后期的制作等，都比以往所看过的茶文化节目有较大创新。比如在节目的内容样式上，采用话本，也就讲故事的方式来表现，这就容易使观众在轻松的感觉中成为它的受众，而且也适应不同文化和年龄层次观众的接受；在演播样式上采用对讲的方式，则又如朋友间的平常聊天，亲切的感受中又极大地活跃、丰富了屏幕的画面感，而后期的制作是最显功力与实力的，大量的外景拍摄并和许多图片、动画的插入，以及音、画的剪接、摄影棚内光与影的视平衡等等，这许多往往都是导演一个人完成的。导演常常为一个字、一个读音打电话与我核实或进行修改。这使我看到今天年轻一代电视人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在短短几天的录制中，我也接触了一些电视台的制片人、导演、主持人和其他专业人士，他们大多并非在电视台的正式编制之内，也大多不是上海人，但他（她）们大多都具有较高的学历，他（她）凭着自己的专业实力在上海电视台里打拼，并做出成绩，也受到上海人民的欢迎。节目播出后，几乎我每天都会接到许多观众打来的电话，有的是一边看一边就打来，在打来的电话中，有不少是询问关于普洱茶的，问我怎么没有说一说普洱茶，比如怎样选购普洱茶？怎样才能泡好普洱茶？等等。我这才想起在节目中确实是没有提到它。说明普洱茶已成为社会饮茶生活的一个焦点。我便告诉大家：上海市茶业职业培训中心很快就要举办普洱茶艺的短训班，市茶叶学会与相关单位还准备举办一系列有关普洱茶的活动，欢迎大家参加。
▲我作为这挡节目的策划者和联系人之一,当时是在写稿、录制时间非常紧迫的情况下,邀请您编写脚本的.听说您一接受邀请,就立即投入脚本的撰写之中,曾以每天一万字左右的速度日夜赶稿,是这样的吗?能否谈一谈撰稿、录用的具体情况？
● 首先，我要感谢上海茶文化节组委会、上海电视台和您发出的邀请，又一次给了我一个露脸的机会。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据导演的日程安排，必须连续每天要写一集即近万字的脚本，况且又是命题写作，确实是件不轻松的事。且不说每天的一万字要一个一个字在电脑上打出来，就是阅读、查找资料，然后进行构思，就需要许多时间，常常几个小时过去了，还在电脑前发呆，一个个构思又要打乱重来。写到下半夜，头疼得不行，眼前也开始模糊起来，低烧也总是不退，以至您在电视台见到我时舌头也烧黑了。毕竟年过半百了，比不了年轻时。好在过去曾写过电影、电视剧本，许多镜头语言的技巧可重又拾起；在每一个单集上，尽量将语言、实物演示、自然的情景对话及视频、图片的配合巧妙连贯，尽可能地将结构隐藏起来，让事件自然衔接地流淌。这样，几乎每一集都顺利通过，导演也比较满意。在拍摄前，导演就曾说：“这个节目一定会很好看的”。在摄影棚的录制中，也基本是一次而过，只是主持人为了更加体现真实感，有时没按脚本的顺序讲，有时将我讲的内容先讲了，使我一时有些紧张，不得不低头看一眼脚本，找一找他讲到哪里去了，这在播出时也能看出。好在导演和主持人金波总给我鼓励，有时我也不按脚本预先写好的文字随意而讲了。
▲我知道,您是在江西农村插队多年的"老三届"上海知青,听说通过自学和业余创作,不久就跻身江西省作家协会,发表过不少文艺作品.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又突然“迷”上中国古茶道,编写了一系列有特色的茶艺表演节目,您的经历很有趣,也很传奇,能否简要谈一谈您怎么会与茶结缘的？又如何发掘、整理出那么多中国古茶道来的？
● 当年我在农村开始文学创作时，并非因为是爱文学，而是“借”文学。因为所谓的“家庭出身”问题，使我几次失去被提拔、上工农兵大学甚至当工人的机会。每当我怀着羡慕的心情一次次送走与我一起插队的同伴时，我却不知自己的路在何方。我的原名叫“慕生”，我想可能是这名字起得不好，只能永远去羡慕别人的生活。我决心改名，就是改成现在的名字，还要自己改变命运。当时发现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只要在姓名前加上“知青”两字，是不需要政审查三代的，似乎觉得这是一条唯一的路，就这样开始在种田之余自学起文学创作来。首先是读书，向在上海读大学的朋友寄来大学中文系的教材，读完了再寄回去。当第一部中篇小说《记忆》发表后，随着我的退稿生涯渐渐结束，发表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后来“四人帮”垮台了，我也正式调入专业文学创作单位。后来又考上大学，系统地学习了中国文学。这以后便是我的创作高峰期，也真正爱上了文学，那时曾为专业剧团写过戏剧《送郎当红军》、《凤凰岭下》等六部，写过电影剧本《水涨船高》、《无心插柳》、电视剧本《霞光》等四部，中、长篇小说《阳台上的少女》、《又在街头》、《红杜鹃·白杜鹃》等五部及许多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和曲艺作品，并因此被吸收为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曲艺家协会的会员。我的知青之路和文学生涯永远是我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那里有着太多太多的梦幻与苦难，特别是文学的写作，有瘾，碰不得，一旦提笔，就容易收不住，多少人间悲欢、牛头马面，都常在心头涌动着，甚至对书法、绘画、乐器、舞蹈等，都喜爱，都有瘾，直到遇上这茶汤后才将这许多痛苦与幸福锁进我人生的箱底，因为我发现这茶汤是一片很深的海，且真正的航行者并不多，许多人都是到海边看了看，也赤脚踏了踏海水，就回去说他知道海是怎么一回事了。真正在茶海中航行，才发现古老的中国茶道也随同整船整船的青花茶器一同沉浸在海底。由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台湾同胞将“茶艺”一词带入祖国大陆后，在理论上还未来得及准备的茶界，也就迅速“茶艺”起来，我也是在那时捧起茶汤，边饮边问，问古人，问今人，最后，自己造船，自己下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