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仁青：途中遇到仓央嘉措
□ 刚杰·索木东 文/图
“青海长云”、“文心雕龙”，这是作家、翻译家龙仁青最喜欢的两个词，表明了他在文学追求上的两个关键——故乡和心灵。
那么，这个刚毅耿直、谦逊内敛的高原汉子，在他虔诚修行的文学之路上，究竟遇到了什么？
仓央嘉措的诗歌，已经成为青藏高原乃至整个人类倾吐衷肠的一种途径或者模式，它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拉萨的八廓街头
捡到了木德佛珠
莫非这人群之中
就走着仓央嘉措
这是龙仁青、梅朵合著的《仓央嘉措诗歌地理》一书封面上引用的康巴民歌。该书2011年9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收录了龙仁青翻译的仓央嘉措诗歌124首。它是目前流传的译本中，最忠实于原文的译本。而之前于2008年出版的《六世**仓央嘉措情歌及秘史》一书，收录了龙仁青编著的《仓央嘉措秘史》和《仓央嘉措知识问答》、《仓央嘉措大事年表》。
作为才华横溢的浪漫主义诗人，六世**喇嘛仓央嘉措正因越传越多的“情歌”，而被扭曲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情圣”。尽管，这个“情圣”的形象很人性化，更能赢得世俗的欢心，却远离了大师的真实。
“仓央嘉措的诗歌，藏文典籍中称为‘古鲁’，意即可以咏诵的宗教唱词。从内容上看，其中蕴含着对男女情爱的赞美，表现出对故乡的深深眷念。爱情、故乡和信仰，互相纠缠在仓央嘉措的诗歌意象之中，成就了他诗歌的生命和意义。”作为一个阅读、翻译藏文作品，研究仓央嘉措及其诗歌的作家，龙仁青认为，“仓央嘉措的诗歌，已经成为青藏高原乃至整个人类倾吐衷肠的一种途径或者模式，它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提及和仓央嘉措诗歌的初次相遇，龙仁青依旧心潮澎湃。那时，仓央嘉措的名字和他的诗歌，只有藏学界或者藏传佛教界的少数人知道，而龙仁青有幸读到了仓央嘉措诗歌的藏文原文。干净、简约的表述，与他当时接触到的藏文诗律学和词藻学对装饰性的强调大相径庭。于是，龙仁青开始痴迷、流连于仓央嘉措的诗歌。
“那些直白得一如出自质朴的牧民之口的语言，表达着诗人内心极端的纠结，使得书写着他诗歌的那些纸页，似乎浸泡在一种心绪之中，散发着一种隐忍的、悲苦的光泽。”龙仁青说。
仓央嘉措的作品，有道歌，也有情歌，综合起来，“歌谣”一词比较中肯
仓央嘉措的诗歌，传世的究竟有多少呢？
据藏族文学研究者佟锦华统计，仓央嘉措的诗歌，集录成册的有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现在，仓央嘉措诗歌的中文译本，海内外有十多种，国外有英、法、日、俄等文字译本。译本中，于道泉教授1930年翻译的藏、汉、英对照本有66节62首。新中国成立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编著的版本有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有74首，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有124首。而近年来派生的诸多图书，琳琅满目，鱼目混杂。
仓央嘉措的作品究竟是道歌还是情歌呢？
翻阅史料可以发现，仅有与仓央嘉措同时期的文献《隆德喇嘛著作集》中，提到仓央嘉措写有“歌曲”，但并没有说明，这些“歌曲”究竟是情歌还是道歌。之后的藏文文献中，提到的都是“古鲁”，也就是道歌。很多专家认为，仓央嘉措的诗歌是以或暗示或譬喻或指代的手法，表达佛学中的某些观念，隐晦地表达了他本人的处境，以及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所导致的许多难以言明的苦衷，而并非儿女情长。
比如，仓央嘉措在一首诗中提到的“玛吉阿妈”（也译为“玛吉阿米”），蒙古族学者贾拉森认为，其藏语本意是“未生身的母亲”，后面又用了“脸”的敬语“面容”，指的是菩萨面容。因此，这首诗就不是思念恋人的情歌，而是观想本尊的道歌。而中文译本的“情歌”，始于于道全1930年翻译的藏、汉、英对照本。
关于此，龙仁青认为，仓央嘉措的作品中，大部分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内容，应该是道歌；但也有一部分确实写到了爱情，是情歌。综合起来，“歌谣”一词比较中肯。
针对越传越多的仓央嘉措诗歌，龙仁青从翻译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仓央嘉措的诗歌，语言朴素无华，善用形象比喻，完全按照他的故乡西藏门隅一带的民歌格式书写，运用了四句六音节的‘谐体’格律。”在龙仁青看来，这种仿民间写作，使得他的诗歌很难与民歌区分。因为仿民间写作，易于传播宗教教义，也是雪域诸多高僧大德专著中常见的一种创作形式。
提到判断仓央嘉措诗歌真伪的基本标准，龙仁青说：“他的诗歌一般为四句，藏文原文每句为六个字，这种格式在翻译的时侯丢失了。偶见六句诗，但极少。十几行甚至更多行的诗歌，绝对不可能是仓央嘉措的。”
“由于认知局限和个人好恶，大多数翻译者都没有考虑宗教、政治等当时的社会因素，去挖掘作者的人文背景，更没人下功夫了解、研究藏传佛教和藏族传统文化。他们把仓央嘉措想象成一个浪迹江湖的情郎，以此去翻译、改编仓央嘉措的诗歌。这使得仓央嘉措及其诗歌不断地被改头换面，产生了不该产生的负面影响！”龙仁青忧心忡忡地说。
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净化和洗涤自己，使自己变得纯净、纯粹，甚至透明
龙仁青是一个扎根青海、漫游大地的乡土作家，是一个用藏、汉两种文字创作的作家，也是一个满怀赤诚、感恩文字的翻译家。谈及对文字的敬畏和自己的创作时，他露出发自内心的肃穆表情：“每当看到一本喜欢的书，读到一些经典的文字，我就会把它们拿起来，轻轻放在额头，以表示对它们的崇敬，这个习惯来自我出生的那片草原。”
“那里的牧人大多目不识丁，但对文字的尊重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从来不会把写有文字的东西踩在脚下或者坐在屁股下，在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对文字的大不敬，是要遭到报应的；他们总会把写有文字的东西放在高处，放在帐篷里最神圣的地方——佛龛里；以额头碰触书籍，是他们对文字表示崇敬的一种习惯。”龙仁青说。
这种对文字的敬畏，使龙仁青等一大批来自雪域大地的作家们，始终恪守着一种创作上的“洁癖”。在他们的作品中，读不到时下流行的写作中对丑恶的随意放大和肆意宣泄。
“文字一如上帝、佛祖，或者上天，是令人敬畏和膜拜的！”龙仁青说，“也许是缘于这样一种朴素的认识，我深信，作家是从众多阅读和书写文字的人群中，谨慎、细致、严格地遴选出来的。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净化和洗涤自己，使自己变得纯净、纯粹，甚至透明！”
龙仁青固执地认为，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故乡的赞美。“我深信，离开了故乡的写作，一如空中楼阁，那是无以为继的。”他说，作家有责任描摹客体的故乡，以及独属于个人的故乡，“我们可以把故乡理解为根，理解为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人民和母亲。”
在龙仁青的内心，文学其实也是自己的神灵。“文学之所以占据心灵最温暖、最柔软的所在，令我们不舍的一个原因是，它是对我们业已失去和错过的美好与快乐的一种虚拟的补偿。也许，我更应该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平庸的人。当作家，那永远是内心里的一个奢望，一个梦！”关于文学，关于自己，龙仁青这样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