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邻里之间发生了两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一是一向以节俭度日著称的邻居大叔，因为儿子考了个全县“理科状元”，马上就要到理想的大学读书深造，而突然出手阔绰起来，不仅见了谁都笑眯眯地递上一根香烟，而且，破天荒地在家里摆起了宴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高考落榜者的家人连日来逢人便唉声叹气，仿佛儿子的前途自此全被断送一般。

这一幕，立刻让我回想起传统戏曲里的很多雷同细节来了。大抵是这样的：出身贫寒的书生虽然遭受到无尽的戏弄和嘲讽，但始终不改初衷，坚持寒窗苦读，最后金榜得中“头名状元”，用雄辩的事实赢得了尊严和尊重。

带着这样的潜移默化，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一茬又一茬地演绎着“万人同过独木桥”的壮观画卷；尤其是出身寒门者，更是把它作为“跳龙门”的人生豪赌，不惜穷尽所有，甘愿放手一搏。

戏曲毕竟是演绎后的历史。材料显示，科举制选状元肇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科举考试开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1300年之间有名字记载的历代状元共计839名（其中文状元654名，武状元185名）。大约每一年半产生一名状元郎，远远没有戏曲里描述的那样层出不穷。

在这支浩浩荡荡的状元郎队伍中，除了唐代大诗人王维和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至今仍然光照史册让人铭记之外，其余的均因碌碌无为而烟消云散，成为了淹没在浩瀚史书中的历史尘埃。三百分之一的贤才比例，真的离我们对“状元郎”的无限期待相去甚远。

唐代天宝十五年秋，恰逢安史之乱的湖北才子张继，带着殿试落榜的万般惆怅，夜宿在江苏枫桥客栈，感慨于家国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作诗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肯定想不到的是：一千多年之后，那个曾经风光无限、让自己颜面扫地的状元郎，早已消失得杳无音信，只有自己的几句短诗，却顽强地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而历久弥新了。

新中国成立后，高考成为了取代科举制度的又一个选拔人才机制。央视刚刚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对1977年走出文革阴影后，恢复高考这件事做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也就是从那时候起，一年一度的高考和春晚、春运、黄金周等一道，构成了定期爆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潮大涌动”，一旦来临就会激荡华夏神州、牵动部门联动、波及万众心扉。

今年的高考是从5月31日，那个闷热的让人昏昏欲睡的午后拉开序幕的。江西宜春的一辆中巴车上，某暴徒突然挥刀行凶伤人，两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少年见状，毅然奋不顾身地夺刀治暴，因伤势严重住院治疗而耽误了考期……如此悲壮的开篇似乎预示了2014年高考的不同寻常。且不说为了孩子高考毒死一池无辜青蛙的，且不说考生家长围成人墙拦车堵人的，且不说母亲为了女儿高考隐瞒父亲死讯的，且不说男孩高考结束才得知母亲12天前已经车祸死亡的……单是那个因为迟到15分钟而被监考老师拒之门外，最终跳楼坠亡的考生，就让人再次面对高考心生悲凉了。不料，高考刚刚过去，一则记者冒死深入内部揭开高考替考真相的新闻，又被央视曝光引发轩然大波。

如此乱象阴霾笼罩下的高考，能选拔出怎样的新时期“状元郎”？这些一度风光的“状元郎”又能为国家建设做出什么突出贡献？一则关于“昔日高考状元今何在”的网络调查显示：在350名过往高考状元中，可统计到职业状况的仅有130多名，而且大多成绩平平。结论是：“考场状元”尚未成为“职场状元”。

无疑，社会就业压力的激增和看学历、论文凭的用人机制，导致了高考乱象的愈演愈烈，更不说那些五花八门的就读骗局和漫天飞舞的假文凭了。

在“学历不等于学识，文凭不等于能力”的社会共识下，用人部门却处处用证书作为尺子设卡筑篱，不能不说是现实的悲哀。

“状元诚可贵，岗位价更高；若为事业故，才能不可抛。”人生成功的道路不止一条，没有文凭却事业有成、人生辉煌的事例比比皆是。因此，我想对高考落榜的邻居少年说：只有历经磨难，才能成就精彩人生；走过风雨的人定会笑迎彩虹。

用人部门却处处用证书作为尺子设卡筑篱，不能不说是现实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