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茶道的分歧点之一就是日本将茶与禅的融合视为关键之关键，在中国，既没有将佛教的禅心作为压倒道教和儒学等一切文化的唯一制高点，也不会将一种文化价值观简单地概括为整体文化的核心。中国人主要是靠道德的内省与发现为最重要的评判体系，日本人则更看重仪式的严格、程式的规范性和纪律的约束性，结果是中国人容易缺乏可操作的约束性，而日本人比较缺乏思想家。
中国人在各地发扬着各自的茶道，江浙的绿茶、闽粤的乌龙、民族地区的黑茶、北方的花茶，福建安徽云南的红茶，各行其道，各得其乐，没有人认为这有统一的必要；从大城市开始流行出口转内销的红茶或奶茶，也不会有人认为大逆不道国将不国，没有关系，我们的茶道文化不但不会消亡，还会因为我们的丰富多彩，因为我们的简便易行，更加普及，更加发展，更加深入，也会走向更加具有理论深度和仪礼规范的道路。只是现在，当下，还不是统一、规范的时代。国内曾有几位茶界前辈被尊（谥）为“当代茶圣”，恕我直言，第一，他们的地位没有陆羽那么高、那么重要，他们没有《茶经》那样伟大的著作，也没有陆羽那样的文化高度。远远没有，不是差一点点。其次，他们没有处在，或者没有使自己处在陆羽那样的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茶道、中国茶业、中国茶界，都没有因为这一位或那一位“当代茶圣”的存在甚至某几位“茶圣”的并存而又本质的或根本性的转变，中国茶也没有因为现代史上的盛产“茶圣”而突飞猛进旧貌换新颜，，根本改变自己在世界茶叶市场和世界茶文化领域的处境和地位。尽管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尽管我们文化形势一片大好已经到了遍地大师的繁荣境地，“当代茶圣”的美誉还是慎用。“圣人”是不世出的文化名人，现在中国能否就肯定能赶上一个谁也不知道。“茶圣”是“圣人”的一种，属于专业的或职业领域的“圣人”，但毕竟也是圣人一级的，至少是准圣人了。放眼今天的茶界，可以比肩陆羽的茶人，应该还没有出现或没有出现过。希望准陆羽们继续好好努力，以够分量的成果等待历史的评判，以文化的建树和哲学的思考来推动中国茶道的提高与升华，这可不是茶学天才自封可以配享陆羽就可以夺取或垄断的荣誉。
日本人在束缚中求**，在繁缛中求简约，在螺丝壳里作道场的钻研精神，确实形成了他们茶道文化鲜明的个性、浓厚的艺术氛围和幽寂的宗教情怀，美轮美奂，让人叹为观止。与之不同的中国茶道，早早走上简约化的道路，早早就自行“减负”。这是否就是说“茶文化在中国走了一条由繁而简、由盛而衰的道路”？这是否就是对中国茶人或中国人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呢？（参周维宏《论日本茶道的**意义》，载千玄室监修《日本茶道论》第130页及以下，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04） 结论是：否。
就我看来，日本的美丽茶道，并非以茶为主要载体。一是茶叶加工上比较简单，类型比较单一。二是茶在茶事活动中所占比例太小，有点喧宾夺主。三，因为以上两个原因，日本茶人对于茶的讲究与品鉴较为单薄。
中国茶人实在不必因为中国没有走向日式茶道而沮丧，日本茶人也没有必要因此在中国茶界面前趾高气扬。日本人韩国人说茶道教给他们礼仪，这是事实。中国**如今殊少礼仪氛围，责任难道在茶道衰微茶道流入简易或走上歧途么？当然不是！礼仪缺失是大问题，显然这个问题的出现或者成为问题，应该是**的问题，所以它才构成**的大问题。 事实上，中国唐宋茶道的大趋势，也没有显示走向日式茶道极度讲究礼仪规范的历史和文化趋向。中国一直在走自己的路，从古到今，一直在走色香味触神形兼备的路，而且越走特色越鲜明。中国茶的负荷却古今大致差不多，没有本质的变化，没有飞跃式的质变。 中国茶道同源异流，各自结出丰硕的文化和物质成果，似乎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事实上，从**茶人当年刻意回避日本用惯的“茶道”一词而创出“茶艺”理念，到庄晚芳提倡“廉、美、和、敬”，林治的“和、静、怡、真”，墨轩茶论的“和、静、俭、怡”等，都明显受到日本人“和、敬、清、寂”的理论模式与表达方式的直接影响。这一点毋庸讳言。相信随着百花齐放式的中国茶道在现阶段的蓬勃发展，以及与日韩各国茶道的广泛深入持久的交流，中国茶道理论的丰富与融合、深化与提升是必然的合理的结果。中国茶道的繁荣需要经过对日韩等茶道的大量引进、深入交流、努力学习、虚心学习的阶段，一个较长的阶段，而且以后不再间断的持续的学习交流，需要出若干个日韩茶道方面的中国的名家，我们自己的日本茶道大师；需要将中国各路茶道的研讨系统化，不是现在的五花八门大同小异的解说词水平的“研究”；需要融合儒释道以及伊斯兰文明的精华，作出有哲学意味的现代概括；需要加强艺术修为的丰富完善；经过几代人不懈努力地反覆建立体系构建学说的尝试。这需要时间，一段不太短的时间。需要至少两三代人的持续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