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而言，李清平早早选好了方向。他从1999年开始在几家深圳的台资电子厂辗转，从作业员做到科长，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700元上涨到3000元。随着近几年深圳电子厂转移到惠州和东莞，他也随之到东莞找工“我在电子行业已经做了12年，市场上有我这样经验的工人不多。”言谈间，李清平颇显自信。

　　但以李清平这样熟练的技工，去年也已从组长升至科长，却辞去了科长一职，本次找工作，更直言只想做个“技术员”。为何？“做我们这一行，压力太大，有一位同事36岁，看起来却像60岁的老头，现在只想喘口气，找个轻松点的工作。”李清平说。

　　何芳则属于另一类农民工。谈及通过培训提高技术能力，她一脸难色：“就我们这一把年纪了，想学也学不来啊。”何芳在虎门已经换过几份织布工作，工资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

　　记者发现，十年之间，农民工这个群体对职业前景的规划已颇见分歧。他们在此方面的整体面貌，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速度。

　　“都市生活繁华，但不属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