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的这起事件，被认为是我国最早公开报道的农民负担恶性案件。

农民感到难以承担的，并不是国家收取的农业税，而是由乡村干部收取的“乡统筹、村提留”，合同上写明用用于乡村公路修建和五保老人开支等公益事业。

1990，国务院制定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作出了以乡为单位计算，农民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规定。同时，对三项提留、五项统筹的名称和用途也作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

这种分配办法把改革后“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的这句话量化了，但是，操作过程中并没有能够有效解决乱集资、乱收费、乱罚款和摊派的问题。

九十年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在全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粮食主产区成为普遍问题。在税费改革前，安徽怀远县应征农业税为2600万元，而属于收费范畴的乡镇统筹和村提留达到8500万元，相当于农业税的3倍多。

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