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朋友们的资料时，我又见到了熊伯伯，虽然已经近九十岁了，但他腿脚灵便，精神璀璨，还是我熟悉的湖南口音。第一次去看他时，聊起我小时的印象，我问他为什么每次他来我家，爷爷奶奶那么高兴。他说：”因为我听你爷爷话呵。你爷爷喜欢指挥我。他特别有想法，能讲出个道道来。七十年代，他早不是我的领导了，可我听他指挥。”说到这，他爽朗地笑起来。以后我才懂了熊伯伯喜欢用“讲出个道道来”形容一个人说话有道理，有远见。

熊伯伯的记忆真好，九十岁的人，讲起七十年前的事情绘声绘色的。

第一次去熊伯伯家里，他拿出一张已经褪色的他在重庆复旦毕业时的照片。那张珍贵的照片使我认识了他在复旦的同学和老师。他一边给我指出照片里的人，一边娓娓而谈地讲到他在复旦上学时的经历和对每一位老师同学的印象。那张照片上许多早就逝去，被人们遗忘的茶人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

而熊伯伯讲的最多的是我爷爷。他告诉我，他考复旦茶学系是因为爷爷在那里主办。他讲到他在重庆中茶公司第一次见到爷爷的情景，讲到爷爷在复旦给他们上茶叶贸易学课，讲到他毕业时离开重庆去恩施的五峰山茶场工作时爷爷对他的鼓励，特别讲起爷爷分手时对他说的一句话：“熊森啊，我们这一分手，联系不容易了，你有机会就给我送个信，我给你回音。”

“你爷爷的话可信。”熊伯伯对我说。在他们分手以后的几年里他曾给爷爷写过三次信：第一次是在1944年1月，熊森伯伯在湖南衡阳家乡找不到工作，爷爷回电介绍他去桂林冯和法先生的汇通贸易行去工作，以后，冯先生让他在衡阳家乡建了一个汇通贸易行的点。第二次是在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他写信到上海的兴华制茶公司，爷爷回电介绍他去上海新绥公司的茶叶部工作。第三次，1949年，他在报上看到爷爷在北京成立中茶公司，又是从家乡衡阳给爷爷写信。接到信的当天，爷爷立即回电，要他马上到汉口的中茶公司去报到。

熊伯伯感叹地说：“四十年代，战争频繁，找工作不容易，公司今天开门，明天关门，失去工作却很容易。三次我在报上找到你爷爷，三次给他写信，三次他接到信马上给我发电报，帮助我。就是父亲也不过如此吧。”讲到这里，他的眼里充满了泪水：“你爷爷走了二十一年了，我很想念他。”

熊伯伯接着告诉我，“1949年，你爷爷让我去汉口报到的第一件事是去成立南昌的茶叶公司。工作刚刚完成，他又电召我去重庆，与西南大区的贸易部长刘卓浦和我在复旦的同学张荣祥一起坐军用飞机去北京，商量成立西南茶叶公司的事情。我们一到了北京就到中茶去见他。你爷爷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在世界茶叶市场上打出中茶的品牌，把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已经占领的国际市场夺回来。他说：‘我们中茶有国家做后盾，在全国各地有像你们这样年青有为、有经验、有知识的茶人，这可是训练有素的千军万马，在十年内超过印度，锡兰是可能的。’我和张荣祥听了都特别兴奋，我们也是那千军万马中的一军一马啊。”

“那时的中茶虽然人不多，但可有阵势了。你爷爷从三十年代起，有那么多学生和一起工作过的人，他在北京一呼百应，干什么事情都是雷厉风行的。一个公司的风格，就像一个人一样，中茶的那几年真像个充满了朝气的年轻人。你爷爷不讲等级，思想挺开放，谁有好主意就听谁的。我们组成了西南茶叶公司之后，我有了新的想法就给他写信，他特别支持，没有条条框框。那时候，我们的精力旺盛，一天当十天用。1950年初，总公司急需要红茶，所以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能在重庆和宜宾建起两个精制茶厂，收购毛茶，赶制了几百箱红茶从汉口交货。干得可真痛快呵！可是，没几年，在三反五反时，你爷爷在中茶受了冲击，他只好辞职了，真可惜，太可惜了。”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不只是为爷爷可惜，他是为失去了那次大好时机而可惜。

近两年来，我常与熊森伯伯通电话，和他聊聊过去的事情。但我心里很清楚，他毕竟已经九十多岁了，每次给熊伯伯打电话，我的心就提在嗓子里，只有当我听到他那宏亮的声音时，我的心才慢慢地放下来。可是这一天毕竟来了，我永远都听不到熊伯伯在电话另一端的声音了，但他告诉我的这一段故事却给我留下了多么可贵的记忆。

此文刊发于《吃茶去》杂志2010年12月号，原文标题为《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写在熊森伯伯离去之时》，下图为《吃茶去》杂志样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