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时有所谓密教传灯之入唐八位高僧：他们是天台宗和台密的最澄、慈觉、智证及唐密（真言宗）的空海、常晓、圆行、宗叡、惠运等。然而，唯以空海法师之法脉在日本为盛。虽然最澄比空海更早得到中国密法的传承而于次年五月从明州港先行回国，并在日本首开灌顶修密传法之先河，但因其以天台宗为本，因此日本佛教史上皆以空海为日本密宗的开山鼻祖。遣唐使中，日本还有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就是永忠和尚，他是最早期来中国学法的僧人之一，也是生活和学习在中国时间最久的人之一。唐代宗大历间（775年）而来，唐顺宗永贞805年回国，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在永忠和尚圆寂前一年（815年4月），嵯峨天皇在日本崇福寺终于品到了深受三十年大唐文化熏陶的永忠和尚所献之茶，并发表感言道：比之此前最澄、空海所献之茶汤滋味更佳。是年，日本天皇敕令在关西地区按照永忠的方法普遍种茶，每年进贡，不得有误。应该说，永忠与最澄在引中国茶入日本国的贡献不分伯仲。

对于茶文化何时传入朝鲜半岛有不同的说法。根据韩国《茶的世界》杂志主编崔锡焕在《传入韩国的茶文化》〔1〕一文说：“其中新罗善德女王（632－647）时期传入是比较普遍的说法。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善德王时期遣唐使大廉从唐朝携带茶种回国后种植在智异山，这是最早茶文化在韩国本土化的说法。”并证实了韩国茶源来自于中国浙江的天台山。天台山与明州港近在咫尺，唐宋时期大凡海外僧人参拜天台宗法嗣均选择既离本土近、又距天台山最近的明州港作为其首选港口。总之，无论是日本的遣唐使还是朝鲜半岛的遣唐使，他们来中国的目的是以获取大唐先进文化为使命，他们将中国的茶籽、茶饼、茶史料和茶文化思想一起带回本国。

在宋代，高丽国高僧义通（774－835）、义天（1055－1101）曾先后通过明州港入宋求法学茶。义通禅师是如何留宋未归，继而成为中国天台宗第十六祖师暂且不论。而义天禅师在元丰八年（1085）自明州港入宋后，在求得天台宗、华严宗教法的同时，更是苦心习茶。自明州归国后，终成“高丽佛教天台宗和禅茶祖师。”〔2〕

尤其是日本高僧荣西（1141－1215）先后两次通过明州港入宋求法时，正值中国禅宗兴盛期，用日本学者镰田茂雄的一句话来形容：“禅宗成了宋代佛教界的元雄。”〔3〕

荣西受法于禅宗的临济宗黄龙一脉禅法，自黄龙慧南禅师开创黄龙一脉禅系后，其门下和荣西有直接关联的宝觉祖心、灵源惟清、长灵守卓、无示介谌、心闻昙贲、雪庵从瑾等更是举扬赵州禅师“吃茶去”的妙尽涅槃，留下心得无数（本文略）。黄龙慧南禅师悟道有三关，是为禅宗著名的“黄龙三关”。其中第一关就是与赵州茶有关，慧南自己曾以“第一关”偈颂曰：“生缘有语人皆识，水母何曾离得虾。但见日头东畔上，谁人更吃赵州茶。”而对于荣西而言，祖师之禅法，身受心印。临济黄龙一脉历代禅师是由“吃茶去”走向“吃茶来”，而荣西禅师则由“吃茶来”走向了《吃茶养生记》。

由于荣西由宋携回茶种，种植于筑前背振山及博多圣福寺，又赠送高辨三粒种子栽植于母尾，不久分植于宇治，为宇治茶园之始，渐渐地使茶更广泛种植。不仅如此，荣西将宋朝禅院的茶风引进日本，为吃茶的理念鼓与吹。首度于鎌仓寿福寺、博多圣福寺、京都建仁寺等寺院，设立每日修行中吃茶的风习。建历元年（公元1211年），荣西撰《吃茶养生记》一书，1214年最终定稿。此书对于日后“和、敬、清、寂”日本茶道四规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荣西说：“贵哉茶乎，上通神灵诸天境界，下资饱食侵害之人伦矣。诸药唯主一种病，各施用力耳，茶为万病之药而已。”〔4〕并借宋人之言，茶宜“赐忠臣，施高僧”来吸引众生参与茶事活动。荣西的《吃茶养生记》是借以滋养心脏，祛病强身，继而到达人的身心无碍，只有身心无碍，世态便可安宁。《吃茶养生记》从其表面上看是就茶谈茶，就茶养生，实际上将饮茶与修禅结合起来，继达以茶养心，心性无碍，最终到达“吃茶去”的悟道境界。荣西提倡吃茶可使世人安心静思的思想，却是禅宗思想的内涵所在。吃茶既是养生，又是修行。通过吃茶，履践修行，意在自明，这是《吃茶养生记》的真正意义所在。

当我们再来反观荣西归国后，为兴禅布化，开示众生，继正法命，广传吃茶而四处奔波，并写下《兴禅护国论》《吃茶养生记》两本书时，正值日本佛教诸多宗派杂乱，各立山头，各自为阵，导致纷争不断，争论不休。而此时的荣西先推《吃茶养生记》来护禅，大行以茶养生之道；当普法时机渐为成熟时再以《兴禅护国论》来兴禅，推广禅宗之道。由此可观照出荣西的聪明睿智。《吃茶养生记》虽言茶而意在禅。诚如荣西在《兴禅护国轮》所言：“拈香煎茶。敬礼住世五百大罗汉。”〔5〕

荣西禅师两次渡海入宋求法，恰遇禅茶之风大有独占丛林之势，荣西为吃茶而参禅，为吃茶而研茶，为吃茶而写茶，成就了“日本茶祖”之称号，实在是中国赵州禅师的因缘。

荣西依止临济黄龙虚庵怀敞学禅，恰遇中国禅林临济宗风“临天下”之局，荣西为临济而顶礼黄龙，为黄龙而透悟“三关”，摘取了日本临济宗“开山祖师”之桂冠，实在是中国义玄禅师的因缘。

自荣西之后，日本遣宋使希弘道元禅师（1200－1253）、圆而辨圆禅师（1202－1280）先后通过明州港,在天童寺和径山寺求法并习寺院茶礼。归国后，前者以唐朝《百丈清规》和宋朝的《禅苑清规》为基点，制订了《永平清规》；后者以《禅苑清规》为蓝本，制订了《东福寺清规》。两部“清规”均有寺院茶礼和茶事规范。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遣宋使中还有一位关键性人物——在1259年入宋求法的南浦绍明禅师（1235－1308，又称圆通大应国师）。南浦绍明禅师可以称得上是日本茶道的先驱者。入宋后师从象山虚堂智愚，南浦对赵州茶顶礼膜拜，时时参究。时而说：“只如赵州，曾到不曾到，一等教他吃茶去，意在甚处？”时而说：“赵州一瓯茶，杨歧栗棘蓬。”时而又说：“直饶顶门开活眼，要须更吃赵州茶。”（详见《圆通大应国师语录》）。巧的是其师象山虚堂智愚禅师在奉宋理宗诏——住持净慈寺举行诏考的题目就是：“赵州因甚八十行脚，虚堂因甚八十住山？”虚堂即以赵州行脚到临济求法之事应对于“赵州八十方行脚，虚堂八十再住山。别有一机恢佛祖，九重城里动龙颜”而受宋理宗赞扬有加。以此可以看出这对师徒对赵州禅茶的一番深情。（据《径山志》记载，虚堂禅茶受高丽国王邀请前往住锡八年，自然也把赵州禅茶思想在朝鲜广为传布，此为后话。）以至于南浦绍明在结束禅修后，把径山寺的茶礼、茶宴等佛门仪式甚至于就连茶碗也一样不拉地统统带回了日本。这在日本《类聚名物考》《虚堂智愚禅师考》均有记载。由此可见，中国宋时的径山茶宴和日本茶道有着极深的渊源，至今日本茶道的形式还停留在径山寺院茶礼的这一模式上。

从此一直到乾隆年间，日本僧人和朝鲜半岛使者便不断地通过明州港这条海上通路，把中国佛教理念和茶文化思想带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

二、茶禅文化的反思

宁波“海上茶路纪事碑揭碑仪式”，不但是宁波茶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而且是中国茶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今天，站在古明州港的遗址旁，回望东亚文化的发展，追忆东亚茶文化的历史，不由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由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但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却显得相当滞后。当世界惊叹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时，对中华文化在现实中的表现却很漠然，甚至还产生较大的误会。文化学者余秋雨对此现象痛心道：“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于人家，而在于我们自己。”（《文化苦旅》）我们需要找到众多的有国际参与的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的平台，而这个平台，恰恰就像宁波“海上茶路纪事碑揭碑仪式”，能够再度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真实内涵。

当我们感叹于日本、韩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时，也会发现，当年通过明州港“在一个非常幼稚的孩童时期，接受了一个高度发展的一个老先生的教诲”（北大教授滕军语）〔6〕的日、韩两国在经济领域以外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大的国家里，创造了让大众非常惊讶的文化成果。尤其是像韩国的文化现象是一个非常需要关注的现象。暂且不论“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中国每年从日、韩两国进口不少电视剧，我们不评论这些电视剧的质量高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在民族文化的宣传方面做得相当好。日、韩两国实实在在发展的时间其实并不长,由于重视文化建设，其结果就是，即使像中国这样的文化大国，不知有多少家庭恋上了日剧，也不知有多少人甚至因为由迷到痴而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工作时差,可悲的是这种现象现在居然在韩剧上也发生了,这实际上就是小国在文化上“得到老先生的教诲”以后也能有所作为,也能获得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的案例值得借鉴,至少现在看来具有典范意义。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形，给我们带来的思索太多、太多。当初，日、韩两国高僧通过宁波港把中国的禅茶文化带到了本国。今天，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通过日、韩的电视剧文化迅速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了解他们的为人之道和处事方式，了解他们的精神追求和饮茶文化。所以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会起到超越政治、经济的作用，茶禅文化也不例外，是文化的一种很重要的社会价值。

这些年来，虽然我们经常在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民素质，但没有很好地去构建。虽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四大文明中只剩下中华文明，也认识到越是传统和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但我们的传统文化面临着一个持续性、有效性的难题。面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每一个人都非常焦虑。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有的靠着宗教解决了一些，但别人是理解不了。其实，中国禅茶文化传入日本，才有了日本式的“茶道”；传入朝鲜，才有韩国式的“茶礼”；传入英国，才有英国式“午后茶”。就日本和韩国而言，日、韩两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就禅茶文化而言，日本茶道的背景是中国传入过去的佛教禅宗，其核心就是“禅”。最初由本最澄、空海、永忠禅师到中国携茶种根植于日本，而后由荣西至一休、珠光禅师开创了日本茶道，并汲取中国儒、道思想养份，提炼出日本茶道“四规”的精神，从而凝聚了一个大和民族；韩国茶礼的形成，由新罗善德女王时代开始（公元632年）饮茶，在公元688年朝廷的宗庙祭礼中运用茶礼。后来韩国佛门草衣禅师张意恂把儒家中庸思想引入朝鲜的茶礼中，形成了“中正”精神。韩国茶礼的推展，加快了韩国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茶禅文化的价值

禅茶文化是把“禅茶一味”的文化内涵，通过诠释，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禅茶文化里有禅、有生活禅、有禅茶一味的概念。赵朴初老先生有言：“禅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照明人的心境，禅是一盏灯，它可以指引人的心路。禅不完全是生活，但禅里有生活，生活中有禅。”“生活禅”，顾名思义就是把禅修生活化。通过茶道的演示，意在提升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中去。“生活禅”的修行方式，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7〕茶可上，达“琴棋书画诗曲”六艺；茶可下，通“柴米油盐浆醋”六味。茶和中国人的生活最为紧密，选择茶而将禅法落实于生活中，应该说是最好的禅修方式。“禅茶一味”这个概念，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结合时才能释放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从历史背景来看，佛教虽由印度而来，但到了唐代由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进行重大改革，吸收和融合了中国道、儒二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同时也对日、韩两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茶文化中的“廉、美、和、敬”等一系列思想体系，以及日本茶道中的“和、敬、清、寂”和韩国茶礼中“清、敬、和、乐”等思想，其产生的背景，源头在道家，核心在儒家，发展在佛家。统统旨归在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茶家主雅气的“正、清、和、雅”的禅茶文化这一中心思想。由于有了佛家禅茶文化的对外传播和渗透，才有了“禅茶一味”的思想以及今天的禅茶文化精神和功能。

“海上茶路起航地纪事碑揭碑仪式”的举办，从中国禅茶文化的角度出发，其目的就是要回顾当年日、韩两国把中国禅茶文化通过古明州港这样一个平台，使之传播于日、韩两国，又融合本民族的特点形成了独具魅力文化体系，催生出了日本茶道和韩国茶礼，并贯穿于两国人民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社会行为、大众行为之中。让大众感知到禅茶文化的内涵和素养，这种素养就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让人景仰的“德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内涵。

今天，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我们特别强调应该大力弘扬“正、清、和、雅”的禅茶文化精神，强调“感恩、包容、分享、结缘”的功能。诚如净慧长老所言：“禅茶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离不开大众日常生活,离不开禅的观照与感悟。”〔8〕禅茶文化精神决定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当我们探讨禅茶知识,是为净化人心打基础；当我们体验禅茶生活，是为美化社会打基础；当我们研究禅茶文化，是为快乐生活打基础；当我们发扬禅茶精神，是为文化世界打基础。

这次“海上茶路起航地纪事碑揭碑仪式”把这些有价值的文化内涵能够从中体现出来。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源于中国文化的日本、韩国都能在很短时间内创造出他们的文化奇迹,那么，当我们站在古明州的这片土地上，遥望波涛汹涌的海上茶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华文化也一定能够创造出远远超越他们的奇迹。在世界多元文化相交融合的发展过程中,人类面临解决自身建设问题的机缘中,禅茶文化将会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崔锡焕《传入韩国的茶文化》；北京《建筑与文化》，月刊2008.5。

〔2〕竺济法《中国茶东传朝鲜半岛、日本的文化特征》；北京《建筑与文化》，月刊2008.5。

〔3〕季羡林《禅心佛语》；中国书店出版社2008.8第一版，上篇：说禅——禅宗。

〔4〕（日）荣西《吃茶养生记》；王健译，二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5〕蓝吉富编中华佛教百科全书——《大正藏》第八十册，荣西“兴禅护国论”； 中华佛教百科文献基金会出版，1994年第一版。

〔6〕滕军在2008年10月28日南昌举办的“中日茶文化交流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河北《吃茶去》杂志2008.12。

〔7〕舒曼、李瑞科编著《禅茶一味》；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12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