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一禅，两种文化，有同有别，非一非异。一物一心，两种法数，有相 无相，不即不离。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得天独厚，云里雾里，极宜茶树生长。农禅并重为佛教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地栽茶。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所命名。其于茶之种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中国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成熟了中国本有的茶文化，且使茶禅融为一体，而成为中国的茶禅文化。茶不仅为助修之资、养生之术，而且成为悟禅之机，显道表法之具。盖水为天下至清之物，茶为水中至清之味，其“本色滋味”，与禅家之淡泊自然、远离执著之“平常心境”相契相符。一啜一饮，甘露润心，一酬一和，心心相印。茶禅文化之潜移默化，其增益于世道人心者多矣。

寺院崇尚饮茶、种茶的同时，将佛家清规、饮茶读经与佛学哲理、人生观念融为一体，“茶佛不分家”、“茶禅一体”、“茶禅一味”由此产生。茶与佛有相通之处，均在主体感受，饮茶需心平气静，讲究井然有序地啜饮，以求环境与心境的宁静、清净、安逸。依山建寺，依寺种茶；早成古风。僧人戒五欲，既无“洞房花烛夜”之欣喜，也无“金榜题名时”之春风得意，讲禅读经、饮茶品茗，便成了淡薄名利的僧人基本功课和主要嗜好。

僧侣敬神、坐禅、念经、会友终日离不开茶。禅茶道体现了井然、朴素、养性、修身、敛性的气氛，也揉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感情。禅宗茶道在宋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并移植到日、韩等国，现在已向西方世界传播，对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作出了努力。

自古以来，茶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来名士爱评水，自古山僧喜斗茶”。这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扬州青莲斋六安山道僧叶馆写的一副对联，十分精确地道出文人与僧人评水斗茶的殊好。茶文化与禅文化同时兴旺于唐代，其使茶由饮而艺而道，融茶禅一味者，则始自唐代禅僧茶圣陆羽，其所著《茶经》，开演一代茶艺新风。

中国文人历来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个人抱负与社会认可的不一致，故而从“学而优则仕”的参政之路，转向“退而求其次”的归隐生活，三五人，或饮酒或品茗，坐而论道谈古论今。“茶禅一味”，茶的清心、淡泊恰恰符合文人的这种心态，文人对茶的追求，不单单在于茶的本身，而是追求一种纯净深远、空灵的意境，于是“茶禅一味”也就成了文人墨客在归隐时，无可奈何的选择，同时也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作为最有文化和艺术品味的群体，文人品茶具有一种极其空灵的特色，他们常将自己置于自然界的山水之中，品茶作诗，十分讲究泡饮技艺。明人《徐文长秘集》中描绘了一幅幅美妙的品茗图景：“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宵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流白云，绿藓苍苔，素于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这种品茗环境给人带来的悠闲安逸，不是用普通语言得以形容的，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孜孜以求这种陶渊明式“悠然见南山”的佳境。

文人大多仕途失意，归隐自然，文友相叙吟诗联句，与佳茗相伴，与茶结缘者不可胜数。茶可以使人清醒，排遣孤闷，令人心胸开阔，助诗兴文思而激发灵感。茶是文人生活中一件韵事，一大乐趣，一种高雅的活动。品茗为文人的生活增添了无限情趣，增进了心性修养，历代骚人墨客都知茶爱茶享受茶，许多著名的诗篇便是在茶香中酝酿创作出来的，历代皆有名篇，特别是唐代，有“不饮茶做不了诗人，名诗人不能不写茶诗”之说，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是古今茶诗的扛鼎之作，传为千古绝唱，其以“饮茶七碗飘飘欲仙”和皎然“三饮便得道”并称为历史上品茶得趣的前辈。宋代苏轼是大文豪，亦是茶仙，“从来佳茗似佳人”的诗句，把茶拟人化，美化，被广为传诵……

茶乃大自然的精灵，其质朴无华自然天成，文人寄情山水间，不思利禄，不问功名，“平生于物原无取，消受山中一杯茶”，品茶一直被文人当成一种高雅的艺术享受，既讲究泡饮技艺，更注重情趣，追求天然野趣，茶带给文人的是净化，是纯洁，心灵的纯净与山水融为一体，天人合一，找回最自然的真我。文人之性情、亲情、柔情和茶情，皆在茶中得到展示，真可谓“从一杯茶叶看世界”、“壶中乾坤大，松案岁月长”。

茶以文化面貌出现，是在两晋北朝。若论其起缘就要追溯到汉代，有正式文献记载（汉人王褒所写《僮约》）。最早喜好饮茶的多是文人雅仕。在我国文学史上，提起汉赋，首推司马相如与杨雄，且都是早期著名茶人。司马相如曾作《凡将篇》、杨雄作《方言》，一个从药用，一个从文学角度都谈到茶。晋代张载曾写《登成都楼诗》：“借问杨子舍，想见长卿庐”，“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茶文化产生之初是由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开始的。两晋北朝时，一些有眼光的政治家便提出“以茶养廉”，以对抗当时的奢侈之风。魏晋以来，天下骚乱，文人无以匡世，渐兴清淡之风。这些人终日高谈阔论，必有助兴之物，于是多兴饮宴，所以最初的清淡家多酒徒。如：竹林七贤。后来清淡之风发展到一般文人，但能豪饮终日不醉的毕竟是少数，而茶则可长饮且始终保持清醒，于是清淡家们就转向好茶。所以后期出现了许多茶人。

汉代文人倡饮茶之举，为茶进入文化领域开了个头。而到南北朝时，几乎每一个文化、思想领域都与茶套上了关系。在政治家那里，茶是提倡廉洁、对抗奢侈之风的工具；在词赋家那里，茶是引发思维以助清兴的手段；在佛家看来，茶是禅定入静的必备之物。这样，茶的文化、社会功用已超出了它的自然使用功能，使中国茶文化初现端倪。

唐朝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关。唐朝疆域广阔，注重对外交往，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的。茶文化的形成还与当时佛教的发展，科举制度，诗风大盛，贡茶的兴起，禁酒有关。唐朝陆羽自成一套的茶学、茶艺、茶道思想，及其所著《茶经》，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茶经》非仅述茶，而是把诸家精华及诗人的气质和艺术思想渗透其中，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理论基础。

唐朝是以僧人、道士、文人为主的茶文化，而宋朝则进一步向上向下拓展。宋代著名茶人大多数是著名文人，加快了茶与相关艺术融为一体的过程。像徐铉、王禹、林通、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梅尧臣等文学家都好茶，所以著名诗人有茶诗，书法家有茶帖，画家有茶画。这使茶文化的内涵得以拓展，成为文学、艺术等纯精神文化直接关连部分。

宋朝人拓宽了茶文化的社会层面和文化形式，茶事十分兴旺。从元朝到明朝中期的茶文化发展过程中，一是茶艺简约化；二是茶文化精神与自然契合，文人以茶表现自己的苦节。晚明到清初，不少茶人甚至终身生泡在茶里，出现了玩物丧志、消极聊倒的倾向。 　　

茶禅文化是一个容量很大、范围很广、内容非常丰富的大文化圈。它起源于夹山寺，千百年来，传播于神州大地，并蜚声海外，但是它并不 局限于佛教文化，它的主流确实是中国佛教的茶道。它由禅而兴起，继由禅而成熟，终因禅而成就。它虽然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但它的脉络却由佛教茶道而一以贯之。

中国茶文化因其历史渊源的深远，而汇入于厚重的中国文化主流，并且具有独特的中国人性。作为溶汇儒、道、释三派的美学观点，“天人合一”成为中国茶道的哲学基础。儒学的“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道家的“宁静致远，道法自然”，佛教的“茶禅一味，梵我一如”，其要义均在于人与大自然的精神联系与心灵感悟，是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的感性交流和精神融通，最终达到“思与境偕”、“情与景冥”的境界，这便是古代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品茶需要有一份佛家的清寂，道家的超尘，儒家的风雅，远古的空灵虚静。“茶禅一味”，正是反映茶道与禅心的默契，其意在消除常人的妄想，即所谓“佛法但平常，莫作奇特想”，不论过去与未来，或者相不相识，只要真心真意地以平常心在一起“吃茶”，就可感悟“茶禅一味”的高雅境界。正所谓：“唯是平常心，方能得清静心境；唯是清净心境，方可自悟禅机”。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主张有秩序，相携相依，多些友谊与理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的审已、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别人。

湖南石门的夹山寺，几经沧桑，历来为墨客骚人云集的地方，晨钟暮鼓，云遮雾罩，神秘莫测，历代高僧辈出，颇有盛名。“茶禅一味”作为茶禅文化的最高准则由此间创立，是不奇怪的。渊源深厚茶禅文化以及发源地夹山寺，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尤其实考古、宗教、历史、旅游等方面的重视，厚重的文化底蕴必将带来经济的腾飞。

作为作为本文的结尾，引用已故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诗句：“七碗爱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千百谒，不如吃茶去” 。赵朴初先生又说“我自称茶人，实际上要达到‘吃茶去’的意境还需修练多年，或许这就是我终身追求的目标，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