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云南大学中文系就读时，茶马古道的研究成果被告知为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些年轻学生也把暑假去游茶马古道当作一堂必修课，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重镇西藏、西双版纳、大理、丽江与中甸。茶马古道整合了这些原本就是热点旅游的区域，因为这样的情结，导致以后我和一些同仁出版旅游书籍时，茶马古道区域仍旧是首选。在今天看来，云南旅游的热点也与这一区域有关。

2009年6月16日，“六君子”阔别十多年后（王晓松先生已经过世），再次相聚丽江，与来自北京、丽江、昆明的30多位著名学者一起讨论“茶马古道与生活”，同时也为丽江马帮路民族文化艺术馆开馆揭牌。

丽江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杨海潮先生专门写过相关的论文，这个区域也在10多年里，飞速发展变化，令许多曾经这条道上的老人感叹不已，所以当他们看到马帮路民族文化艺术馆展出的茶马古道全景具象立体微缩模型时，无不唏嘘。也许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耗资千万、历时3年、1700多名人物、200多栋建筑、500多匹骡马、上千种动植物，我们看到的昔日的生活与今日的情感，缅怀，是一种抒发情感的最好方式。

二、商业力量，多种媒体形式的参与，茶马古道变成活着的历史

从2000年开始，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影视作品开始通过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介走到普通观众眼前。影视娱乐的介入，再现了一个活着的茶马古道，拉近了茶马古道与大众的距离，同时，诸多茶马古道的旅游图书占据了旅游类别图书的市场，文化产品为从看到体验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影视作品以田壮壮、木霁弘的纪录电影《茶马古道德拉姆》（2004年）、何真、王洪波编剧的电视剧《大马帮》（2004年）、康洪雷、兰小龙的《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影响最大。

《茶马古道德 拉姆》从1999年有拍摄构想，到上映，历时5年时间（拍了三年）。上映后在国际与国内市场都大获成功，得了许多电影奖项。媒体的广泛参与报道以及探班活动，加之田壮壮的个人影响，以及影片本身的魅力，使得电影在大众的口碑效应被放大，之后许多对茶马古道有兴趣的人开始实地探访活动。网络上走“茶马古道”成为04年到05年很热门的旅游，当时我经常接到朋友的问询信息。

《大马帮》因为许多美女明星的云集，从开播就受到广泛关注，其故事化的讲述让许多人对云南式马帮生活也产生了好奇与向往。编剧何真与王洪波把腾冲与和顺的过去通过剧本与书的双重传播，让许多人记住了马帮往事。在许多人的努力后，和顺小镇进入了商业化的运作，也因为其独特的文化魅力，获得了“中国第一魅力小镇”的称号，引发了民众对该区域的空前关注。

2009年，《我的团长我的团》让腾冲再次成为旅游热点。这一年，腾冲成为中国首个开通飞机的县级城市。可以说，“茶马古道”通过影视再现了一种异样的云南式生活，在娱乐年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2001年10月11日，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ＷＭＦ）宣布，中国云南沙溪区域和万里长城一道，入选为2002年世界濒危建筑保护名录，而云南沙溪的申报理由是“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集市”。

尽管这条古道，之前有电视纪录片《最后的马帮》，获得奖项无数，但由于不具备娱乐元素，得不到大众媒体的追捧。

在旅游书的层面上，从2002年开始，中国书业进入“读图时代”，这点在旅游图书中体现尤为明显，图文并茂的旅游书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并进一步充实了游客出门的信心。中国旅游书的黄金年在SARS之后尤其明显，这一年，出现了诸如《藏地牛皮书》、《丽江的柔软时光》等等经典之作。这些书的特点有结合点，就是少数民族风情、古道，神秘的文化与独特的风景。这一年，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书达到50多种，《茶马古道》、《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九行茶马古道》等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文化界的热度。

我从2003年到现在，参与主编出版社的旅游图书有36种，每本都会对茶马古道大写特写。一方面是市场的热度，同时也有自己的情结。

而一些文化商人的努力，令茶马古道具有窗口示范意义。1997年，文化商人聂荣庆以“茶马古道”为名注册了近２０个商标和商号。开始在北京经营“茶马古道”连锁餐馆，这更像是一种茶马古道体验馆，许多人是抱着好奇的眼光来认识马帮的器物以及普洱茶，十年后，与茶马古道相关的每项商标的转让费一度高达7位数。

2009年，一项名为“大茶马古道旅游规划”的项目正由云南大学茶马古道研究所牵头，在云南各地展开调研，相信不久到达云南的游客就会包围在新茶马古道的气氛中。

三、茶马古道上的普洱茶，另一场话语权的争夺

普洱茶的兴起，既是茶马古道产业化效应的体现，也再次让茶马古道成为关注的焦点。马消失，古道消失，只有茶依旧焕发出活力，而这也让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元素彻底商业化。具有几千年饮茶史的中国，从来没有像普洱茶这样，让人不得不使用“疯狂”的字眼。

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最近5年以来普洱茶的疯狂史，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参与者与记录者。

2005年马帮进京，这支由３０多个赶马人、１２０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４吨普洱茶，直奔北京城而去，横扫全国媒体；2006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成立，茶马古道临界碑在宁洱确立，这一年《普洱》杂志创刊（其中的两位创始人就是《大马帮》编剧何真与王洪波），老中青三代人开始了对普洱茶话语权的全面争夺；2007年“百年贡茶回归故里”，思茅改名普洱，政府与商业合力，让这条古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当年，普洱茶成为CCTV年度经济关键词。2008年，普洱茶进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2009年，一切还在继续……

10多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股大众流行的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产业化，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到了云南，没有哪里不是茶马古道，随便找个人，都可以吹祖上的马帮故事，都可以谈出普洱茶骇人的身世。这大约就是福柯意义上话语的力量。

2004年，我写了《天下普洱》一书，旨在探讨一种普洱茶式的生活。这书因为普洱茶的大热，2年之内卖出了5万册，如果连同其他普洱茶书籍，从04年到07年之间，出版与普洱茶相关书籍、报刊、报纸专门版面高达60多种。普洱茶进入了新一轮的话语权争夺。我在2006年参与《普洱》杂志的创刊与编辑工作，普洱市市长沈培平先生亲自挂帅，主动担当起《普洱》杂志的总策划，在我的经验里，一位市级领导如此关注一本杂志，非常罕见。

我们把普洱茶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即农业普洱、文化普洱、科学普洱与人文普洱，要做的工作也是在发展中扮演观察者与引导者的角色，力图为产业和大众输出观念与价值。从创刊到现在，杂志每期发行3万份，这个数字，对于一本茶杂志来说，已经接近天文数字。读者对普洱茶的关注超乎我们所有杂志人的期望。

稍微分析不难发现，普洱茶的话语权一直旁落在外，以台湾为代表的普洱茶文化一度成席卷之势（专著与杂志），他们将文化与产品捆绑，布道者与商人双管齐下，以短时间内赚眼球与赚钱为理念，造就一个虚假的高峰后便撤人撤资。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台湾人没有鼓吹普洱茶之前，即便是云南这样的主产区域，许多人不要说喝，见都没有见过普洱茶。是台湾方面开创了普洱茶的品饮体系，现在这样的理念还吸引着不少人。

普洱茶热潮在2007年开始退潮，茶界也开始反思。一些学者开始了重新定义普洱茶的行动，围绕着生熟之争、概念之争、产地之争，上升到了普洱茶地理（稀缺资源），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化（跨地域合作）等等开放性的讨论之中。

这样一来，普洱茶在2009年出现了三个两极分化。

在以往传统手工与机械化同步进行，比如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益普洱茶。现在这种彻底分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企业开动机械化的流水生产，特色企业则在较少的资金和较少的人力下持续传统手工工艺。

在另一个两级分化中，就是产品的具体形态。手工茶的坚守者自然是砖饼沱的捍卫者，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到其他普洱改革者的步伐。如果说便捷式的包装只是换个样子，里面还保留了传统茶形态的话（比如迷你小沱，小方砖，即便是这样，像永年的PK砖还是有了一定革新，开始科技专利的申请与保护），那么诸如龙润头道水、滇红看看茶之类的，就完全看不到茶的样子了。科技力量的注入与广泛运作，茶叶形态给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

普洱茶的两级分化还出现在生熟之分上，这是普洱茶界生熟之争后的具体体现。接受较近传统，认为普洱茶生茶发挥不了普洱茶独特功效的人，选择了以熟茶为主的生产路线。

生茶的生产者大部分走传统广州销区路线，尽管收藏普洱茶的市场热情受到过严厉打击，但仍然有收藏者愿意为爱好买单。普洱茶的生命时间与存活时间依旧是它的核心价值，需要界定的也仅仅是，这样的时间究竟有多长？

普洱茶的三个两级分化，正好体现了普洱茶多年来的话语努力，新的观念让这个产业再次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