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显出夫妻的情深意切。那个时候，有不少人想的是划清界限，而清醒的卓琳特别信任自己的丈夫。1969年10月，邓小平 以“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监管劳动。经过战争磨炼的卓琳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毫不犹豫地陪伴邓小平到了江西，迎接生活的挑战。当时有高血压的卓琳往往一手拉着丈夫、一手扶着栏杆上楼。那时，邓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机修配厂干钳工活儿，这些活早些年在法留学时就干过。然而，那时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卓琳在厂时的活是折线圈，劳累一天，回家还要照顾更加劳累的丈夫。

工资全部停发，改发少量的生活费，生活尤为的拮据。邓小平原来爱抽的“熊猫烟”不抽了，改为“前门烟”，爱喝的酒也降格了，改喝普通酒。有一次，卓琳找到与自己要好的女工学到一些酿酒的要领，并弄到一些酒药，请人买了些糯米。不多久，卓琳就能酿得一手好米酒，邓小平很爱喝。他们还动手做豆瓣酱，这种菜对四川人来说是顶下饭的。

被“发配”江西的日子，卓琳记恋终生。院子里挖地、拔草、种菜、施肥，他们干得很愉快，互相帮扶，互相体贴。不几个月，菜地长得青葱翠绿，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青菜可以摘吃了，南瓜开出了金黄的花，邓小平夫妇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是这样，邓小平干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烧饭之类的技术活。夫妇俩配合相互照顾，收获劳动中带来的喜悦。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然而如果没有卓琳对邓小平生活的照顾和精神上的理解，如果没有卓琳用行动给予邓小平最大的支持与关爱．我们无法想像后来的邓小平历史是否要真的重新改写。

“中心”与“核心”都那么忠心

在家里，卓琳是“中心”，而邓小平是“核心”。卓琳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工作。家里开支都是由卓琳计划、执行，邓小平从不过问，当然卓琳总是尽量将开支向丈夫倾斜。

邓小平爱喝龙井茶，也爱抽点烟，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的卓琳对丈夫舍得开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给丈夫泡上一杯浓浓的龙井。邓小平喝后，她自己则接着喝剩下的茶根。

一大家十几口在一块吃饭，卓琳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保证丈夫吃好一点，要他单独吃，邓小平不干。后来，她就派次女邓楠陪着吃。可不久，小平又不干了，坚持要跟大家一块吃。卓琳没辙了，只得单独给他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但到了饭桌也叫小平“给你点儿、给你点儿”就分光了。最后，卓琳设办法了，就让一大家都吃一样的，谁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她来安排。夫妇俩恩爱有加，心心相印，患难与共，几十年来从没红过脸。

邓榕新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问世时，接受过一次联合采访。说起她的家，邓榕情不自禁：“这本书的署名是我，可它却凝聚着我们全家人的心血。全家人齐动手，大家都为我搜集相关的历史资料。母亲对我的写作特别支持，有些问题只有她知道，她就一点儿一点儿耐心地讲给我。许多她认为是重要的内容，她都—一认真地写出来，她毕竟是80多岁的老人了，待我把她老人家提供的内容写出来后，她还要再次认真审读。她曾认真地对我说过，对待史实一点儿也不能马虎，你笔下写出的东西，要对历史负责。”

晚年的卓琳对待生和死的问题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讨论身后事。她说，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沟里就行了，不要给国家添什么麻烦。她很早就填写了角膜捐献志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