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树种源研究的带头人

茶原产于中国而后传播于世界。但在旧中国很少有人研究茶树的原产地问题，国外学者认为茶树原产地不在中国。早在1919年，吴觉农留学日本期间就注意收集资料，回国后专心研究，于1923年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该文对茶树起源于中国作了论证。这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第一篇运用史实驳斥英人勃鲁士（RBruce）于1826年提出“茶树原产于印度”的观点；该文同时也批判了1911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关于“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萨姆”的错误解释。 　

　 半个多世纪后，吴觉农于1978年在昆明又发表了《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一文。他认为，茶树原产地是茶树在这个地区发生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应用古地理、古气候、古生物学的观点研究得出，我国西南地区原处于劳亚古北大陆的南缘，面临泰提斯海，在地质史上的喜马拉雅运动以前。这里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地球上种子植物发生、滋长，不断演化，是许多高等植物的发源地。茶树属被子植物栏门（Angiospermae），茶亚属、茶蛆，是茶系中的一个种。通过植物分类学系统，可以找到它的亲缘。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属，380余种，分布在我国西南的有260多种。就茶属来说，已发现的约100种，我国西南地区即有60多种，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区集中的立论。其次，吴觉农认为，喜马拉雅运动开始，我国西南地区形成了川滇纵谷和云贵高原，分割出许多小地貌和小气候区，原来生长在这里的茶种植物，被分别安置在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中，各自向着与环境相适应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热地带，演化成为掸部种；适应河谷中游亚热带气候演化成云南—川、黔大叶种；处于河谷斜坡温带气候的，则逐步筛选出耐寒、耐旱、耐荫的小叶种。只有我国西南地区才具备引起种内变异的外部条件，但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后代。 　　

　　吴觉农从茶种亲缘关系和茶树种内变异类型的演化以及从地质变化，论证我国西南地区是茶树原产地中心的学说，引起国内外茶学工作者的浓厚兴趣。

继他的文章发表后，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不少有关茶树原产地的论述，庄晚芳推断云南是茶树原产地的中心，四川、贵州、越南、缅甸和泰国北部是原产地的边缘。陈兴瑛等根据实地调查和研究，发现了许多野生茶树，认为其中的巴达大茶树是最古老的，是云南大叶种茶树的原始型，提出云南是茶树的原产地，云南西南部的原始森林地区可能是原产地的中心。日本学者志村桥和桥本实，根据细胞遗传学、植物形态学对茶树方面的研究，认为茶树原产地在中国是有科学依据的。 　　

在茶树原产地研究中，吴觉农除批驳了以勃鲁士为代表的原产于印度的观点外，还批驳了印度尼西亚的科恩斯徒（Cohen Stuart，1919年）主张“大叶种和小叶种分属于两个不同原产地”的“二元论”，美国威廉乌克斯（Willian Ukcrs，1935年）主张“凡是自然条件有利于茶树生长的茶区都是原产地”的“多元论”，以及英国艾登（TEden，1974年）主张茶树原产地既不在中国也不在印度的“源出无名高地”的“折衷论”等多种观点，把原产地的研究引向深入。

　 《茶经》为唐代陆羽所作，成书已12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部茶书，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书中对茶叶历史、茶树种植、茶叶制造以及煎、煮、饮用、茶效等都有详细论述，至今仍有参考价值。但原文比较古涩，不易看懂，有的内容值得商榷，吴觉农花了多年时间钻研《茶经》，于1987年写成《茶经述评》。

《茶经述评》有译注，有评论。译注通俗易懂，评论富有新意，肯定优点，指出不足，同时在理论上以科学说明，又以发展的眼光对茶叶研究提出新课题，为进一步研究茶叶提出了方向。 　　

《茶经述评》比《茶经》增加了不少新内容，如茶树原产地、茶叶的传播，以及种茶、制茶、饮用等，自唐迄今的演变与发展，从经验到理论均作了全面的系统总结。

　 《茶经》中虽列举了不少唐以前的茶叶史料，但也有遗漏，《茶经述评》对遗漏的重要资料作了补充，并将唐以后历代茶叶专著作了扼要介绍，集茶叶专著之大成。此外，《茶经述评》还补充了“历代茶政沿革”，指出茶政对人民的危害，为研究茶史提供了方便。 　　

《茶经述评》最后提出，当前茶叶研究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茶叶生产现代化。这本专著有科技知识，有历史资料，既评述了陆羽的《茶经》，又兼及其他古农（茶）书，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茶文化的巨作。陆定一特地为之作序，他说：“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20世纪的新《茶经》，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说陆羽是‘茶神’，那末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致力于茶叶经济研究为繁荣茶叶事业作贡献

20年代，吴觉农用阶级观点论述了中国的农民问题，发表了《中国的农民问题》（1922年）、《庚子赔款与中国农民》（1924年）、《农民运动的意义与方针》（1927年）等著名论文，其中《中国的农民问题》曾被毛泽东选用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培训教材。

他以剩余价值理论作指导，大量论述了中国茶叶经济问题，出版了《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和《中国茶业问题》两部具有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茶学名著，指出：“洋行敲诈茶栈，茶栈压迫茶号，茶号受到双重剥削，又循环转嫁到茶农身上”，“长此以往生产无法发展，技术无法改进，华茶又怎么能不衰落呢？！”为此，他设想在茶叶生产领域，举办茶农生产合作社；在流通领域由国家直接运销国外。在他的推动下，皖、赣两省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管运销；实业部采纳了他的建议，由部牵头，皖、赣、浙、闽、湘、鄂等省联合集资，成立了官商合营的全国性茶叶公司。

1978年吴觉农在研究世界茶市后，亲自对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等省（区）茶业资源作考察，主张大力发展红碎茶。他认为，世界茶叶总销售80多万吨，90%以上是红茶，而红茶中98%以上是具有浓、强、鲜的品质特点，和香味很浓的红碎茶，行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销路广阔的大宗茶类，而且世界的年销量正以2%的速度增长，发展红碎茶，扩大出口创汇意义重大。据此，他提出在南方建立生产基地。1978年发表《关于发展云南、广西、广东及海南岛等地红碎茶生产的前景》文章，并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出建议；同年，提出《关于由国家贷款扶持公社茶园和筹建茶厂发展红碎茶的建议》，由全国政协转国务院主管部门。同时，在农业部召开的中国农学会和各分科学会上，他作了《跟上农业现代化，大力发展红碎茶》的发言，随即作为建议，由中国农学会转呈中央。他积极撰写了《略谈茶树原产地和外销红碎茶问题》、《发展广西茶叶生产的初步意见》、《关于加快云南茶叶生产的建议》等文章。这些文章中的某些战略性建议多被采纳。目前，我国南方已建立了一批优质红碎茶基地，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

1982年，他在研究茶叶税利时指出，茶叶税一直沿用50年代初期的高税政策，实行按毛茶山价40%的统一货物税，他认为当时为积累建设资金是必要的。而经营部门亏损，他认为茶叶收购价应逐步提高，税收如果不减免，经营部门将亏损更大，势必影响出口的积极性。他主张采取国外产茶国低税、免税甚至补贴的鼓励办法。借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开展经济咨询服务的机会，提出减免茶税的建议，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已部分采纳实施。

吴觉农一生不仅对茶叶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在治学、处事、待人等方面也做出了榜样。

1942年11月30日，他在财政部茶叶研究所工作时曾以“五种工作态度”勉励全体职工，一是“公而忘私”，就是公私分明，不能因私废公；二是“动静兼顾”，就是办事要冷静，工作要主动；三是“即知即行”，就是说做就做，不要怕错；四是“替人着想”，就是对人对事都要为人着想；五是“训练自己”，就是要勤学苦练、锻炼身体、努力上进。这些话语重心长，富于哲理，对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有教育意义。

吴觉农公私分明，廉洁奉公。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时，检余的茶叶决不轻意拿走或私用。抗战时期，在贸易委员会和香港富华公司办理茶叶统购统销工作时，对购销价格、仓储费用都一丝不苟，公正地按规定的办法严格执行。这种不要钱，不营私的品德倍受大家称赞。表明他一生切实做到了廉洁自守、清者自清。

吴觉农对自己的生活十分俭朴，但对他人的困难，却慷慨解囊，常以有限的工资和积蓄，资助青年升学或出国深造或作生活接济。去世前将其位于北京站口之房产，捐献作为筹建中国农学史料馆之用。　

吴觉农为振兴祖国茶业，鞠躬尽瘁。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月还去民族文化宫观看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展览，发表了他生前最后一次谈话：“我一生当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还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里去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茶叶生产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充分体现了老一辈专家对茶叶事业奋斗到底的精神。1989年10月28日，他与世长辞。他的高尚品德和为我国茶业建立的功勋，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