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后我国茶叶工作者与茶农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的原始森林中发现许多乔木型野生大茶树，根据植物演化历史与古地理、古气候的研究成果以及茶树原始型形态、生化、细胞学特征，进一步指出勃鲁士（英）、司徒博士（荷兰）、威廉乌克斯（美）等所谓“茶叶非中国原产”的根本性错误；并以印度阿萨姆的地理位置和物种在地理上的分布规律，论证茶树应原产于我国西南地区，强调茶树野生资源不可能由印度阿萨姆逆流而上分布到中国境内，从而否认了原产印度和其他的二元论、多元论的论点，进一步确证了茶树原产地为中国。

为茶树品种资源的调查、保存和利用作出贡献

　　1939年，李联标担任湄潭实验茶场技术室主任，建场当年就拟订了“全国茶树品种征集与鉴定”研究项目，先后在全国13个省征集了270个地方品种。50年代末和70年代中，他担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又在杭州领导建立了大规模的茶树种质标本圃，收集保存了一批茶树种质资源，为茶树新品种选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1941年，整理出黔北四县（湄潭、风冈、务川、德江）地方茶树品种10个，有的在农家推广后受到好评。

　　1979年，年近古稀的李联标依然主持农业部重点科研项目——茶树品种资源保存利用研究，他一直认为我国茶树品种的种质资源是世界基因库的一部分，应尽力保存，提供利用。在他指导下，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于1981年共同组成茶树资源调查组，对我国茶属植物分布最集中的西双版纳等16个地区（州）60个县进行了普查，征集茶树资源材料410份，丰富了我国茶树种质资源宝库。该项目获1987年农业部技术进步二等奖。并受到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关于“农作物品种资源征集工作成绩优异”的表彰。

　　他发表的《不同生态型茶树引种研究》（1983年）论文，以引种15年以上的13个省87个品种的研究结果为依据，得出了茶树在跨多纬度引种后，只要有自然驯化其生物学特性和经济性状都能保持相对稳定，以及一些外部形态虽易变化，但具有恢复性的论点，这就为异地换种提供了依据。此外，还对我国茶树品种资源种质特性以及形成品种的各种因素，他还作了探索性研究，旨在着力开辟我国茶树生态学研究。

对改造旧茶园、茶树密植有独到见解

　　李联标是一位面向实际的茶树栽培专家，他认为茶叶科学属于应用科学，目的是为发展茶叶生产服务。长期以来，他的研究选题都和茶叶生产紧密关联。

　　50年代初，我国旧茶园面积很大，牵制了茶叶生产的迅速提高，1962年在他的亲自主持下，派科技人员到全国重点产茶地之一的浙江嵊县和富阳建立基点。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到旧茶园改造技术之所以推不开，一是低产原因不清，技术没有因地制宜地得到推广、应用；二是长远利益与眼前收入有矛盾，群众不敢轻易接受新技术。他提出“根据茶树生物学特性，全面规划，分期分批改造”的建议，使长短期的利益得到统一，从而推动了旧茶园的改造。

　　茶树密植一直是学术讨论的热点，李联标在搜集研究国外主要产茶国种植密度和调查国内不同种植密度生产效应的基础上，于1963年亲自主持各种密植试验，探明了密植增产的科学规律，提出了株数、覆盖度、芽密度的种植密度概念及茶树丰产的动态概念。这对密植增产原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实践证明，他的这些论点和技术措施基本上是正确的。

　　对于70年代后期提出的“密植免耕”栽培法，他认为实际上是在条栽密植的基础上采用多条植的方式来增加茶园密度，与条栽密植比较，该法既能缩短投产年限，又能速成高产。但是，他在研究后认为，不同密度茶园随着树龄的增长，高密度的产量变异呈渐近曲线变化，生育状况亦趋下降。他以实验资料为依据，实事求是，从不违心说话。这一富有成效的见解，对提高科学种茶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茶叶丰产栽培研究取得卓越成果

　　李联标一贯强调，要发展茶叶生产，必须坚持科研导向。60年代起由他主持“茶树丰产综合栽培技术研究”直到80年代他仍担任重点科研项目，即“茶树高产栽培技术及其规律的研究”，几乎是组织全研究室的力量，分几个子课题协作攻关。他从中提出了茶叶产量的形成特点；茶园最适种植密度范围；最佳定型高度；高产茶园的主要土壤理化指标；最适田间持水量和灌溉技术参数以及如何提高技术经济效益等问题。可见，这个大项目虽是集体完成的，而李联标作为组织者和主持人，以他渊博而扎实的专业功底作了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才能使这项研究得以顺利进行。

　　晚年，他对丰产研究更加重视向纵深发展，指导研究生用15N同位素示踪法研究茶树在秋冬季对氮的吸收、运转和分配规律，得出了秋肥的作用和适宜的供氮期。在不同茶园水分的条件下，研究了茶树活性、碳氮代谢及吸收功能，得出适宜的供水条件可以提高体内氧化还原酶促反应及碳氮合成代谢的结论，并引出今后应加强灌溉的自动监测控制研究。

为开发新茶区作出贡献

　　1964、1965和1976年，他先后参加了甘肃、西藏和山东发展新茶区的考察工作，以他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经验，为祖国新茶区的扩展与延伸做了许多工作。西北地区和山东省原是我国茶叶的主要集散地，那里荒地多，但气候高寒、雨量稀少，土壤偏碱。为了科学地论证上述地区是否可以发展茶叶生产，农业部、对外贸易部和国家民族委员会组织多专业科学家作实地考察。李联标作为首席茶叶专家，根据收集到的气象、土壤和社会经济资料，取得了在若干地区发展茶叶生产的依据，并提出了初步规划。现在，甘、藏部分地区的茶叶生产已发展了起来，且产量亦逐年有所增加，不仅弥补了上述地区茶叶需要量的不足，而且还降低了运输成本，减轻了消费者的负担。李联标为开创新区所付出的劳动，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1976年山东新区遇到一次特大冻害，灾情之重、范围之广是试种以来未曾有过的。他闻讯后，立即组织力量去那里调查茶树冻害情况，提出了许多加强茶树越冬管理的技术措施，并亲自调查了日照、莒南、蒙阴、胶南、荣成、乳山、太安、新太等县的茶树冻害，总结了茶园地形、方位的选择、有效抗寒防护措施，以及引种抗寒品种，采用增强茶树抗寒力等栽培技术措施。这些对该区茶树受害后的救护与培育都起了重要作用。

潜心培养茶叶科技人才

　　李联标在湄潭实验茶场工作期间，正值日本侵略军侵华之际，半壁山河沦陷。他深知，为挽救国家的命运，必须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因此，他决心为振兴中华培养人才。教育学生“应当立大志做大事，不要当大官，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提倡机关学文化，倡导职业教育，他担任了湄潭职业学校第一期茶科班主任，深受学生敬爱，师生感情甚笃。后来，这些学生成了贵州茶叶事业的骨干力量。

　　1958年，中央农业部决定在杭州建立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李联标是筹建人之一，从所址选择、土地征用、基本建设、人才培训、学科设置与课题确立等，他无不亲自参与。建所初期，许多研究人员来自全国各地，科研业务不熟，他凭着多年从事试验研究的经验，组织讨论、座谈、报告会、参观交流等，想方设法提高试验研究水平。他要求科研人员既要着重研究当前生产中存在的重要技术问题，重视总结茶农技术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当年的同事都把他当做良师益友，无不乐于聆听他的教诲与指导。

　　1960～1966年间，李联标先后为前苏联、尼泊尔、喀麦隆、越南等国的留学生和进修生讲授茶树栽培学，并进行实习和辅导。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了这些国家茶叶生产或科研部门的主管。晚年，他仍不辞劳苦招收研究生，为培养高层次人才继续奉献。

　　李联标为人正派，品德高尚。他一人的工资收入要负担夫人和5个子女的生活、教育费用，家庭经济拮据，但他从不伸手要组织补助。身为名专家，他不搞特殊化，住的是古老破旧的木板平房。他身患胃病，吃不下硬饭，常常是一碗面条就算是一顿午餐。

　　“文化大革命”中，李联标身心受到摧残。但他相信蔽日乌云总有一天会被一扫而尽。1982年落实政策后，他精神振奋，不顾年迈有病，加倍努力工作，一心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生病期间，领导上要他在家休养，但他仍坚持去外省考察、讲学，他那忘我的工作作风，令人敬佩。

　　李联标的一生，是脚踏实地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尊敬，曾被选为浙江省第三、五、六届人民代表。人们将永远缅怀这位为我国茶叶事业奋斗一生的茶学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