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窑红”是指清代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郎廷极署理窑务时，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其釉色好似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艳，并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极尽绚丽灿烂。在西方通称“Sang de boeuf”，它可与饮誉中外的明代宣德“宝石红”并驾齐驱。郎窑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釉的流动性极大，其口边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外，还有许多不规划的细小牛毛纹显现，垂流部分更是色浓釉厚，但它们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能流过，这些都形成郎窑红的一种独特风格。基于这些特征，在文物界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也成为鉴别真伪郎窑红的一条重要线索。由于郎窑红的釉料制作和烧成温度极难掌握，所以在景德镇流传有这样一

句话“若要穷，烧郎红”，这也是郎窑红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清人许谨斋曾有一首诗赞美郎窑，诗曰：“宜成陶器夸前朝……迎来杰出推郎窑，……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郎庙光鸿钧。(《戏星紫衡(郎廷极之字)中丞》)诗中所言的“红琢玉”就是指郎窑红而言，“贡之郎庙”则说明当时郎窑红器物曾供内廷专用。结合郎窑红的传世之物，也不能看出，如观音尊、棒捶瓶、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无论其造型、釉色皆鲜红浓艳、雍容华贵，气度非凡，样样都是稀世珍宝。

郎窑红的烧制成功，使红釉瓷器的烧制在清代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盛况，除郎窑红外，还有许多名贵品种。陈刘(寂园叟)在其《陶雅》一书中曾列举当时的红釉品种有十多种之多，它们或因其形色近似某种事物，而名之为“鸡血红”、“牛血红”、“豇豆红”、“桔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等，或因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名之为“铜红”、“抹红”，“吹红”、“矾红”等，或以其使用性能而命名为“祭红’，或以其烧造的主管人命名如“郎窑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在这些著名的红釉中，一种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即康熙朝的“豇豆红”也不乏熠熠生辉之处。

豇豆红在色调上与郎窑红那种有如牛血一般浓艳的红色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素雅清淡，柔和悦目，因红釉中多带有绿色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故得此名。此种釉色本是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所致，然而绿色斑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却也相映成趣。它们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出深红的斑点，有的则在浅红色中现出绿斑，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奇观。(清人洪北江诗)豇豆红的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釉色通体一色，洁净无瑕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而含有深浅不一的绿色斑点，就是“豇豆红”，还有人称之为．“美人醉”，色调再浅些的被称为“娃娃脸’或“桃花泛”，它虽不如深者美艳，但也有幽雅娇嫩之态，再次者色调或者更浅，或者晦暗浑浊就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一种红釉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色调，称得上千古之奇了。

豇豆红在欧洲有专名为“peach bloom”(桃花红)它之所以蜚声瓷界珍贵无比，一方面是由于其釉色如婴孩双颊微赤，美人初开笑颜：或红似海棠花初放，桃花绽开，或如早霞朦胧旭日升，富有无限诗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烧成条件极难掌握，是铜红釉中最难烧的一种。根据目前科学分析和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烧制豇豆红必须重叠挂釉两三层，它既需使用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色或桃红色，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专供宫廷御用之器。目前传世品中绝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款，所以更为珍奇。

“郎窑红”是我国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豇豆红”则是铜红釉中最为名贵的一种。这些鲜艳、名贵的钢红釉，均在清代烧制成功，结束了明代以来近二百年红釉器衰落的局面，可谓功在千秋。从此我国陶瓷的彩釉装饰出现了更加繁荣的局面。

(本文编辑；涂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