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元代的纯红釉还处在创烧阶段，那么明代的红釉器就已经完全成熟了。特别是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成功的鲜红釉，色调纯正，釉厚如脂，光莹鲜艳堪称绝代佳作，{景德镇陶录》称“永乐鲜红最贵”绝非过誉之词。宜德红釉比永乐鲜红更胜一筹，它虽没有永乐红釉鲜明温润，但红中稍带黯黑，红而不鲜，更显得静穆和凝重。又由于釉色中闪耀出如红宝石一样的光泽，耀眼夺目，所以，又称为“宝石红”，《景德镇陶录》因此有“宜窑”以“鲜红为宝”之说。

在景德镇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在明宜德年间，有一天皇帝穿着一身红袍，偶然从一件白瓷旁边走过，突然发现白瓷被染成红色，格外鲜艳夺目，于是皇帝传下圣旨命令御窑厂马上烧出这种红色瓷器。然而由于铜红的呈色极不稳定，在烧制中对窑室的气氛又十分敏感，稍有变异便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时一窑甚至几窑才能烧出一件通体鲜红的产品，所以要得到比较纯正的红釉十分不易。正当窑工们屡烧不成眼看限期已到，就要大祸临头时，其中一位窑工的女儿得到神仙托梦，要她投身熊熊燃烧的窑炉之中，以血染瓷便可成功。于是她乘人不备，投身入窑，只见一团炽烈的白烟腾空而起，满窑瓷器皆成红色。这个传说虽极富传奇色彩，但如此逼真而悲壮的故事，充分说明红釉烧之不易，后人遂以“祭红”命名宜德时期的这种红釉器，并以此纪念这位烈女。

祭红别名“霁红”，是中国传统红釉器中的又一个佼佼者，其釉面的特点是，红不刺目，鲜而不过，釉不流淌，裂纹不出，称得上是高温铜红釉中的又一颗明珠。清高宗乾隆在《咏宣窑霁红瓶》一诗中也称誉道：“晕如雨后霁霞飞，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难同。插花应使花羞色，比画翻嗤画是空。”

明代永乐宜德时期的红釉之所以超越前代而独树一帜，一方面是窑工们在长期实践中找到了釉料配制的正确比例，掌握了烧制红釉瓷恰当的火候，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曾在洪武三年颁布“以红色为贵”的规定有关(《明史礼》)，虽然在传世或出土的洪武器里，纯正红色的红釉器较少见，但却大量出现了用铜红在釉下绘出花纹图案的器物，即陶瓷史上著名的釉里红器，在红釉器的大家族中，也算得上一枝独秀。永乐时期朱棣皇帝虽曾一度崇尚白色，但后期仍以红色为贵，例如在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中，发掘出永乐前期地层的98％以上器为甜白瓷，红釉器甚为罕见，而永乐后期地层中的红釉却猛增，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永乐前后宫廷色尚的变化。

3、鲜红浓艳

高温铜红釉自明代宣德以后，由于铜在高温下烧造工艺标准难以掌握，所以逐渐失传，终明—代再没有得到恢复。红釉瓷器是皇室祭祖先、天地的重要祭器，如《大明会典》“器用”一章中关于祭礼用器时曾提到：“洪武元年，多以金造……，二年祭器皆用瓷……。嘉靖九年，朝廷规定四郊各陵瓷，圆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这是以青、黄、红、白四色象征天、地、日、月，因此缺少其中任何一色，祭祀将无法进行。而此时鲜红的高温铜红器已不能烧造，所以，嘉靖时期只好改用“矾红”代替，文献上也曾记载说：“鲜红土，。来详出何地，烧炼做红器，正嘉间断绝，故嘉靖二十六年，因上取鲜红器，制难成，御史侍绅疏请以矾红代。”矾红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釉上低温红彩，然而无论光泽明亮的程度，还是滋润柔和的感觉，都不如铜红的效果，而且矾红彩的釉面板容易剥落，所以矾红器的价值远不如铜红器那样高。它唯一可取的是在烧成上比较稳定容易控制，成品率高，其中如“枣皮红’乃是嘉靖红釉的一个著名品种，它风格别具，自嘉靖以后明清两代都曾大量烧制。

清代是我国陶瓷的黄金时代，此时各种颜色釉已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且应有尽有。甚至同一种釉色也能烧出不同的色调，如蓝釉有天蓝、洒蓝、霁蓝之分，青釉有粉青、豆青、东青之别。此外，还有集各种色釉于一器，变化莫测的“窑变”花釉，以及鳝鱼青、鳝鱼黄、蟹甲青、蛇皮绿、茶叶末等铁质结晶釉。康熙年间还使失传了二百多年的高温铜红釉得以恢复，而且名品迭出，如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不胜枚举，充分体现了此时景德镇窑工们对各种金属氧化物呈色规律的熟练掌握和高超的制瓷技艺。

“郎窑红”是指清代康熙时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郎廷极署理窑务时，烧造的一种高温铜红釉。其釉色好似初凝牛血一般鲜红浓艳，并有一种强烈的玻璃光泽，光亮夺目极尽绚丽灿烂。在西方通称“Sang de boeuf”，它可与饮誉中外的明代宣德“宝石红”并驾齐驱。郎窑红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釉的流动性极大，其口边一圈因釉薄而呈白色。通体釉面除开有大片裂纹外，还有许多不规划的细小牛毛纹显现，垂流部分更是色浓釉厚，但它们恰好中止在底足周围，整齐如削决不能流过，这些都形成郎窑红的一种独特风格。基于这些特征，在文物界有所谓“脱口垂足，郎不流”的说法，也成为鉴别真伪郎窑红的一条重要线索。由于郎窑红的釉料制作和烧成温度极难掌握，所以在景德镇流传有这样一

句话“若要穷，烧郎红”，这也是郎窑红之所以名贵的原因之一。清人许谨斋曾有一首诗赞美郎窑，诗曰：“宜成陶器夸前朝……迎来杰出推郎窑，……雨过天青红琢玉，贡之郎庙光鸿钧。(《戏星紫衡(郎廷极之字)中丞》)诗中所言的“红琢玉”就是指郎窑红而言，“贡之郎庙”则说明当时郎窑红器物曾供内廷专用。结合郎窑红的传世之物，也不能看出，如观音尊、棒捶瓶、穿带瓶、胆式瓶、梅瓶、僧帽壶，高足杯等，无论其造型、釉色皆鲜红浓艳、雍容华贵，气度非凡，样样都是稀世珍宝。

郎窑红的烧制成功，使红釉瓷器的烧制在清代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兴旺的盛况，除郎窑红外，还有许多名贵品种。陈刘(寂园叟)在其《陶雅》一书中曾列举当时的红釉品种有十多种之多，它们或因其形色近似某种事物，而名之为“鸡血红”、“牛血红”、“豇豆红”、“桔红’、“宝石红’、“珊瑚红”、“胭脂红’等，或因其制作方法不同而名之为“铜红”、“抹红”，“吹红”、“矾红”等，或以其使用性能而命名为“祭红’，或以其烧造的主管人命名如“郎窑红’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在这些著名的红釉中，一种比郎窑红更为名贵的高温铜红釉，即康熙朝的“豇豆红”也不乏熠熠生辉之处。

豇豆红在色调上与郎窑红那种有如牛血一般浓艳的红色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浓淡相间的浅红色，素雅清淡，柔和悦目，因红釉中多带有绿色苔点，颇似红豇豆的颜色，故得此名。此种釉色本是烧制过程中的变化所致，然而绿色斑点在浑然一体的红釉中，却也相映成趣。它们有的在匀净的粉红色中泛出深红的斑点，有的则在浅红色中现出绿斑，颇有“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奇观。(清人洪北江诗)豇豆红的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釉色通体一色，洁净无瑕者名为‘大红袍”，或‘正红’，而含有深浅不一的绿色斑点，就是“豇豆红”，还有人称之为．“美人醉”，色调再浅些的被称为“娃娃脸’或“桃花泛”，它虽不如深者美艳，但也有幽雅娇嫩之态，再次者色调或者更浅，或者晦暗浑浊就名为“乳鼠皮”或“榆树皮”。一种红釉竟有如此变幻莫测的色调，称得上千古之奇了。

豇豆红在欧洲有专名为“peach bloom”(桃花红)它之所以蜚声瓷界珍贵无比，一方面是由于其釉色如婴孩双颊微赤，美人初开笑颜：或红似海棠花初放，桃花绽开，或如早霞朦胧旭日升，富有无限诗意。另一方面也由于烧成条件极难掌握，是铜红釉中最难烧的一种。根据目前科学分析和显微观察的结果表明，烧制豇豆红必须重叠挂釉两三层，它既需使用还原焰煅烧，还要适当放入一些富于氧气的空气，方能出现那种复杂微妙的绿色或桃红色，可说是巧夺天工。豇豆红仅见康熙一朝烧有此品种，而且是专供宫廷御用之器。目前传世品中绝无大器，主要以文房用具为主，如菊瓣瓶、柳叶瓶、太白尊、石榴尊、笔洗、印盒等，器物底部均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款，所以更为珍奇。

“郎窑红”是我国红釉中色彩最鲜艳的一种，“豇豆红”则是铜红釉中最为名贵的一种。这些鲜艳、名贵的钢红釉，均在清代烧制成功，结束了明代以来近二百年红釉器衰落的局面，可谓功在千秋。从此我国陶瓷的彩釉装饰出现了更加繁荣的局面。

(本文编辑；涂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