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孔雀蓝青花

“孔雀蓝青花”是低温孔雀蓝与釉下青花的结合体，在绘制好的钴料表面覆盖低温孔雀蓝釉烧制。元代之前制作者没有掌握好烧造技术，产品普遍为“孔雀蓝黑花”，直到明宣德时期才在官窑体制下取得历史性突破，制作出名副其实的“青花”。由于该类器物涉及到使用钴料绘画，因此制作工艺较单色釉复杂，难度与艺术造诣都非前者可比。

3.与“孔雀蓝”有关的混和彩瓷

在单色釉、釉下青花烧制获得稳步进展之后，御厂工匠还尝试把孔雀蓝与黄、褐等低温彩釉结合，共同装饰素三彩瓷，甚至作为低温釉上彩运用到五彩器中，填补了当时的蓝釉上彩空白。

　　二、“孔雀蓝釉”的起源及早期发展

“孔雀蓝釉”属于西亚地区的传统釉色，其制品在唐宋期间的商贸往来时被带到中原并在金、元民窑中陆续制作。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出土的一对孔雀蓝黑花玉壶春瓶是我国较早期的孔雀蓝制品。从金、元产品工艺看，13世纪的磁州窑系翠蓝器水平相对较高，至今有不少绘画精美的“翠蓝黑花”器存世。（编者注：随着桂林明靖江王陵墓群出土孔雀蓝黑花梅瓶实物面世，结合器形演变，以往定为元代的一些孔雀蓝黑花器被现今研究界明确定为明代产品。）需要特别指出，有关学者根据科学成分分析发现该类制品使用低温石灰釉，与我国传统上以氧化铅为助融剂的低温釉配方并不一致，因此推断该类色釉极可能是引进西亚地区的原始配方，这也解释了孔雀蓝釉的原始起源问题。

景德镇在元代浮梁瓷局建立后也制作过一些孔雀蓝釉器，釉上还烘烤金彩双角五爪龙纹装饰，可惜大部分金彩发掘前饱受土壤侵蚀已经脱落。从整体发掘情况看，元代出土器品种较少，说明当时御厂孔雀蓝釉制作尚未形成太大规模。

三、明清“孔雀蓝釉”器的制作与发展

可能是明初御厂瓷业制作分工尚不细密，至今，景德镇珠山遗址出土情况显示洪武、永乐两朝没有制作孔雀蓝釉器。宣德时期制瓷发展迅猛，孔雀蓝釉器制作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统治者对御厂瓷的严格要求促使其单色釉、釉下青花制品精益求精。这些发展情况都在此时的三足炉、高足碗、盘、碗等造型多样的传世品中得到体现。

成化朝彩瓷的改革创新加速孔雀蓝釉变革，御厂工匠在原有孔雀蓝青花的制作基础上尝试将该釉与其他低温色釉结合，首次成功制作出使用孔雀蓝色调的素三彩瓷，从而把人们对其运用技术提高至新台阶，并在弘治、正德等朝不断沿用制作。

随着清代景德镇社会治安逐渐安定，御厂制作再次步入良性循环。康熙后期的官窑制作逐渐进入高峰，其中孔雀蓝釉的发展也具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觚、雕塑等非日用品造型也使用了该色釉，进一步壮大了孔雀蓝釉器队伍。

总结起来，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孔雀蓝釉成长过程中尤以宣、成两朝发展变革最为显著。孔雀蓝釉青花制品在金元时期已经制作，但钴料发色明显偏黑，这除了与烧制技术不成熟、胎体直接施孔雀蓝釉入窑烧成有关外（针对孔雀蓝釉的一次性烧制而言），还可能与制作素胎时裸烧钴料，导致青花氧化变黑有关（针对孔雀蓝釉的二次性烧制而言）。

宣德朝的孔雀蓝青花钴料发色端正，不存在裸烧变黑痕迹。如果仔细观察部分器物口沿处，还可以发现二次孔雀蓝低温釉与一次高温釉衔接面存在素胎裸露情况，也可由此推测出当时御厂采取先烧制内部挂釉、外侧无釉的高温素胎，然后才使用钴料绘画外侧面、施孔雀蓝釉烧制的二次性工艺，从而保证了釉下青花的理想发色（此处笔者并不排除宣德朝在青花器上再次施孔雀蓝釉烧制孔雀蓝青花的事例）。

御厂从成化三彩鸭熏开始陆续使用孔雀蓝作为低温色釉之一参与低温彩瓷制作。观察明中后期的素三彩瓷可以发现孔雀蓝釉使用比较频繁，在调节各种色釉和谐中起到很大作用，有时还与金彩结合，制作出华贵的官窑器。

四：孔雀蓝及孔雀蓝青花的主要特征

不管是孔雀蓝还是孔雀蓝青花，它们基本都有以下共同特点，即铜蓝发色相对不稳定以及釉面容易产生不同程度的大小开片。

1.铜蓝发色相对不稳定

我国使用铜釉较多，利用铜元素在不同状况下呈现发色，如作为高温釉下彩的釉里红、二次高温釉豇豆红以及低温釉翠蓝、翠绿等。铜元素的诸多发色优点也导致它在不同配方、烧制过程以及所施釉层厚薄不同情况下极易影响成品发色，于是也因此出现“翠蓝”中的“孔雀蓝”与“孔雀绿”之分。

2.开片特征

由于孔雀蓝属于二次低温釉（御厂制作情况下），因此具有不少低温釉的共同特征，即容易因釉面与坯体的膨胀系数不同而出现不同程度的细小开片，严重者在受到风化、侵蚀时甚至出现釉面局部脱落现象。对比之下，清代康熙官窑制品改进较大，胎与釉面结合比较紧密，但在数倍放大情况下依然能观察到开片现象。

五、“孔雀蓝”在陶瓷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孔雀蓝作为铜釉家族成员之一，其进步发展为制瓷者充分了解铜元素化学性质、掌握其他发色、推动新釉制作起到了铺垫作用。在元朝以前的彩瓷萌芽时期，孔雀蓝能独成体系，对活跃当时的彩瓷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彩瓷繁荣的明清时期，它又以不同角色融入单色釉、青花、彩瓷中，为制瓷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