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地，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一文中，写道：「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进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趋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茶器越为讲究，「名人配名壶」，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已然成为社会地位、声望品味的表征。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大彬、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美誉，既用「艳说」、「竞求」来形容，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总之，此两大名壶的出土，除了对时大彬、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还应对「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作为往还交际之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壶」。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