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朱泥壶的署款文化是传之有年的习俗与行规，此与古今作伪谋利者所涉之「道德」问题，在动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

当朱泥壶遇见工夫茶

要认识朱泥壶的署款文化，首先要了解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就明清两代紫砂壶的分布情形来看，紫砂壶(当然亦包含若干的朱泥及各色砂壶)较集中于南京、上海、苏杭等江南人文荟萃之处，且多为传世品。虽在历来战乱折损甚多，但因从业陶人较多，数量相对亦多。朱泥小壶则多见于闽南及广东潮汕沿海，由于传世的明清朱泥壶多已毁于战乱与文革时期，（少部份晚清制器近年陆续由海外回流），但因闽南地区向有物器陪葬之俗，部份老壶在地底下幸免于战祸，所以目前朱泥古壶多以出土器比例较高。但近十年来因建设开发及非法盗墓频仍，迄今出土器已日渐稀少，且质量俱衰，或多破损，高档朱泥壶已可遇不可求。为了探索个中玄妙，笔者曾往访闽南工夫茶区实地了解，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贩子接触，发现朱泥古壶出土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开路建基出土，二是盗墓所获。前者通常并无相关纪年资料(有些是文革动荡期间埋入地底)；后者因其非法性，更无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据资料。遗憾的是，随着出土器的日渐稀少（事实上，许多地区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藉由墓志纪年来考证文物的「学术派」正统作法，只怕希望渐微。

朱泥壶产于宜兴，制于宜兴，殆无疑问，但在历史的冥冥安排中，她有点像是王昭君，先后被派去欧洲、日本、南洋等地进行文化输出。既要踏出国门，远嫁异域，那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汕头自是必经之路。这条始于明末，从江苏宜兴、上海到福建、广东沿海的「红陶之路」几经兴衰，也造就了宜兴朱泥。

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热衷追求

至于在工夫茶区，紫泥壶与朱泥壶这两支系出同源的佳器，彼此之间的竞逐又是如何？从闽南一地历来出土的田野经验看来：自明万历起至清初应是以紫泥壶为主力，至清中期渐渐淡出；而朱泥壶则自清初渐增，过清中期以后达到全盛，并延续到二十世纪初。两者交叉重叠区隐约出现在清初至清中时期。就容量上的比较，两者皆大致吻合：清初大于清中，清中又大于清末的递小趋势。

在明清朱泥壶出土档案中，最具代表的首推「陈鸣远朱泥壶」的出土。1990年夏天，福建省漳浦县，离大彬壶出土处不远的南坑村有一古墓被盗掘。此墓为清干隆23年入土的蓝国威墓。（蓝氏为康熙60年贡生，殁于干隆年间。）在当地公安的追查下，盗墓者交出所获文物，其中最具研究价值的首推底刻「丙午仲夏，鸣远仿古」的朱泥壶(此壶亦经南博考古学家断为鸣远真迹标准器)，此外尚有「若深珍藏」款青花小瓷杯四件，及锡罐一个，里面装有题名「素心」的茶叶若干。这些器具都是工夫茶最讲究的精品，不但说明了墓主饮茶的嗜好与品味，更具体记录了雍干时期的茶俗风尚。特别值得探究的是：此壶所落的「鸣」、「远」两枚阳文篆字小章，采用上圆下方的印章格式，这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数件干隆皇帝御诗茶具上「干」为圆章，「隆」为方章的格式相同，两者年代相近，款式相仿。这类上圆下方的二字章似乎是在雍干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同期并有「荆溪」、「邵旭茂制」等上圆下方印式。这种「右侧题诗文，左侧钤圆方二章」的格例是否为陈鸣远朱泥壶的标准格式？虽未可知，但显然自干隆以后的历代朱泥陶人常常援引此式，制作出如「时」「大彬」、「惠」「孟臣」等款识的朱泥壶。

无疑地，达官显贵对紫砂器的追求与喜好，是宜兴壶跨进工夫茶系的重要媒介。福建博物馆王文径馆长在《闽南出土紫砂壶侧记》一文中，写道：「从明代嘉靖年间到清初(闽南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特殊的繁荣时期……仅漳浦一县，从嘉靖至崇祯年间就有一百廿几人『进士及第』……至清初……漳浦也先后出现了三百多个五品以上的武将…」。就社会文化层面来看，清康雍以后，世局早趋安定，正值太平盛世，士大夫之间品茗玩物之风甚炽，越是上层阶级的人，对茶器越为讲究，「名人配名壶」，就像今日名流显要追求的名车名表般，已然成为社会地位、声望品味的表征。况且以东南沿海对工夫茶艺的讲究程度，世间茶具之首的紫砂壶自是达官贵人的必备门面。

吴梅鼎《阳羡茗壶赋》：「一瓷罂耳，价埒金玉，不几异乎，顾其壶为四方好事者收藏殆尽。」这种追求名壶名作的现象亦可由前述两大名壶的出土档案印证：大彬、鸣远制器早在清初便享有「宫中艳说大彬壶，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美誉，既用「艳说」、「竞求」来形容，可见此器绝非人人可得，卢维祯与蓝国威两人想必也引此自豪。总之，此两大名壶的出土，除了对时大彬、陈鸣远的研究大有裨益外，还应对「此两壶俱出土于朱泥壶最盛出的漳浦」背后所蕴含的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茶文化考证。

到了晚清，更有名仕到宜兴订壶，作为往还交际之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潘壶」。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