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现在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现在的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从现在来看，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第三辉煌期——元到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从目前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