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粮食安全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当前手中有粮的情况下,做到长远手中有粮,需要更加兢兢业业致力于粮食安全工作。
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首位。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立足国内自给,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体系。
一是不断加大政策扶持农业的力度。完善和强化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扶持力度,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同时,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粮食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新时期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6个一号文件制定的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措施,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加强了粮食主产区建设,提高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近些年来,制定出台的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和“四取消、四补贴”政策,为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到2006年末,国家已先后废止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和屠宰税,仅此项每年就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
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市场粮价和价格总水平,国家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仅2008年就3次提高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稻谷最低收购价提高9%~10%,小麦最低收购价提高4%~7%。
二是不断提高科技对粮食生产的支撑能力。技术变革和科技进步始终是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许多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例如,成功研制了一季单产1400千克的玉米超高产技术和亩产800千克的的二期超级稻,亩产900千克的三期超级稻育种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提高到95%以上。我国已进入世界农业科技大国的行列。200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
三是健全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我国粮食储备的历史十分悠久。特别是近些年来,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实行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储备,初步形成了中央、省、地县三级储备体系。国家对中央储备粮实行垂直管理,从体制上保证了中央储备粮管得住、调得动、用得上,提高了储备粮的调控效率。
此外,农民几乎家家储粮,成为我国粮食安全特殊的“稳定器”,与遍布各地的国有粮仓一起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力保障。根据国家粮食局的调查,长期以来,我国约有60%的粮食储藏在农户家中。
10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的重大作用
在我国粮食生产发展史上,迄今有5个年份粮食产量超过10000亿斤,分别是1996年、1998年、1999年和刚刚过去的2007年、2008年。
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10091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首次达到了10000亿斤水平。这是从1984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8000亿斤水平之后,经过12年不懈努力,最终突破了10000亿斤大关。在1998年、1999年粮食产量接连创造新高之后,连续5年粮食生产下滑,2003年粮食产量下滑到8614亿斤。时隔4年之后的2007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又重返10000亿斤台阶。2008年粮食产量超过1998年,达到10570亿斤,创历史新高。
在世界发生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为经济社会全局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意义尤为重大。
从粮食生产自身看,粮食生产走出多年下滑、低谷徘徊转向稳定发展,重登10000亿斤台阶,有力保障了粮食供给,增加了国家粮食储备,稳定了我国的粮食自给率,提高了粮食供给的安全性。
同时,也表明我国已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对策和经验,具备了10000亿斤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这包括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扶持粮食政策向粮食主产区倾斜;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实施优粮工程和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加强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高标准农田等。
10000亿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轮世界粮食危机中,即使有的经济实力特别是科技实力很强的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粮食供给能力,照样造成经济社会的重大损失。所以,一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既要看科技实力、工业实力和二、三产业实力,更要看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国家其他实力的基础和前提。
我国人口众多,城市人口规模大,乡村人口布局分散。人口粮食消费和饲料粮食消费数量巨大,粮食需求和供给具有放大效应。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不可能通过国际市场解决吃饭问题,必须保持自有、有效的粮食供给能力,特别是遇有特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时,更显重要。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力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业劳动生产率还不高,人们生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品的支出仍占较大比重,这就决定了农产品供给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物价总水平的涨落,影响着宏观经济形势的稳定。从历史上看,我们有过教训,几次严重的通货膨胀都与农产品供给不足有关。
2006年、2007年两年,由于有些农产品供给的结构性矛盾突出,特别是猪肉供给偏紧,一度带动农产品价格和饲料价格上涨,使得食品价格上涨较快,推动了CPI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几次抛售储备粮和储备肉,用来调控粮食价格和肉食价格,收到了预期效果。
粮价是百价之基,粮价稳则百价稳。粮食价格以及受其影响的食品价格,在CPI中的权重占1/3左右。粮食价格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一旦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经济运行就会出现波动。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有力支持了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当前,正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时期,粮食连续增产,特别是达到10570亿斤水平,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
同时,保证了饲料供给,促进了畜牧业快速健康发展,2004-2007年,由于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共提供饲料粮67508万吨,有力支持了畜牧业发展对饲料的需求;
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了大量原料,促进了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2007年粮食加工转化率已达30%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已达2.67万亿元;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食物保障,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全国目前已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2.3亿人,有力支持了城市各相关产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
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挑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耕地、淡水资源日益紧缺,农业比较效益下降,一些地方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显现,国家粮食安全面临新的挑战。
首先,农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农产品供给偏紧。目前,农产品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与生产某种农产品的比较效益低密切相关。2006年由于种植油料和养殖奶牛效益低,油料生产和奶业生产也受到影响。如果不能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农产品供给就可能出现总量供给偏紧、结构性矛盾突出、个别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局面。
第二,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农村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一些地方的农村劳动力年龄老化,农业和农村发展后继乏人。
第三,一些地方农业生产和有的农作物种植受到影响。受比较效益低和进口农产品冲击的双重影响,多数城郊土地、劳力、资金资源流入二、三产业,城郊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第四,农业自我积累减少,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部分公共产品主要依靠农民自身解决,国家仅给少量补贴。由于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民自身投入能力下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远不能满足农民需求。
第五,农业生产要素向高效益的非农产业转移,造成农村耕地、资金、人才等农业资源流失,农业资源供给日益紧缺。
一些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农业兼业化、农村空心化、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的问题?一方面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特征,一方面是种粮比较效益下降,影响种粮农民收入增加。新阶段农业特别是粮食发展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尽管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核心是农业比较效益低和农民比较收入低的问题。
除此之外,耕地和淡水资源对粮食发展制约加大。
尽管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耕地面积仍在减少。有的地方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没有落实到位。在耕地面积减少的同时,耕地质量也在下降,目前中低产田已占到2/3,东北黑土有机质含量每年以0.5%的速度递减。水田的减少对我国粮食生产和供给影响更大,其危害不仅仅是减少了耕地,而且使其所在地区丰富的水资源被浪费。
水资源紧缺是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的另一重要制约因素。从水资源总量看,我国是全球13个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且水资源供给需求矛盾逐年加剧。目前人均淡水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水土资源不匹配。目前农业用水每年缺口达300亿立方米,有一半以上耕地得不到灌溉。专家分析,每年因干旱损失粮食占各种农业自然灾害损失粮食的60%。
但从需求来看,近些年来,呈刚性增长态势。人口不断增加,口粮消费不断增长。近10年我国人口净增加了近9000万人。若按每年人均口粮消费200千克、肉类20千克计算,粮食和肉类消费需求分别净增加1800万吨和180万吨。农民大量进城务工,农产品消费从“自给型”转变为“商品型”。
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消费也将持续增加。随着我国畜牧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饲料粮消费不断增加,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饲料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提高了接近20个百分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膳食结构改善,还将拉动饲料粮消费需求。随着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口粮消耗将呈下降趋势。但是,受耕地面积减少、单产提高水平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口粮消费下降和种子用粮减少并不能完全抵消饲料消费需求的增长。饲料粮消费缺口增大,加大了国家粮食安全压力。
此外,农产品区域性生产与全国性消费、季节性生产与均衡性消费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结构平衡的难度加大;我国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国家。农业抗灾能力不强,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靠天吃饭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农业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农产品贸易争端增多,农产品进出口壁垒增强,特别是2007年底全球爆发粮食危机以来,各国农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与严峻挑战。
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
尽管未来国家粮食安全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也面临一些机遇和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能够养活、养好自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但不会影响和威胁世界粮食安全,而且还会为全球粮食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从制度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和政策优势。中国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探索完善,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中国农村政策的基石,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特别强调,要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从粮食生产本身来看,蕴藏着巨大潜力。
首先,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潜力。目前,中国同一类型地区粮食单产水平相差悬殊,高的每公顷7500~15000千克,低的只有3000~5000千克。这说明通过提高单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有潜力的。在播种面积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只要2011-2030年年均递增0.7%,就可以达到预期的粮食总产量目标。这样的速度与1949-2007年58年间年均递增2.6%相比,是比较低的。即使考虑到土地报酬率递减的因素,也是有条件实现的。目前,中国12178万公顷耕地中,有2/3为中低产田,增产潜力很大。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复种指数、推广先进适用技术等工程和生物措施,可以提高粮食单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增加粮食总产。
其次,加强粮食主产区和粮食后备区建设有潜力。国家已制定《全国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规划(2009-2020年)》。中国现有粮食主产区13个省区,省际间存在着发展差距。加强粮食主产区建设还可以进一步增加一部分粮食产量。
第三,依靠科技进步有潜力。目前,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约为48%,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在70%以上。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努力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到2015年将使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提高到63%,到2030年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中国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的巨大动力。
第四,利用非粮食食物资源有潜力。中国水域、草原、山地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例如,中国山区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70%,增加木本食物的前景十分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