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可行的途径有三:

　　一、持续发展经济，提升国家整体生产力的层级，包括提升生产力的技术水平，扩大附加值较大的产业、尤其是世界一流产业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非农业的产业规模越大，经济与技术的水平越高，整个国家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就会越大，而在全国的劳动力之中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所占的比重越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就越大，原本属于低收入阶层的人士及其子女就越有机会进入中产阶级，结果，城市低收入阶层在全国总人口之中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小。中产阶级的规模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扩大，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的需要去人为地催生、膨胀。

　　二、向城市弱势群体成员提供良好教育，使他们能够获取参与职场公平竞争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借助于教育去分享中产阶级扩大规模而提供的升迁机会。

　　三、实行公平、透明的市场经济制度、人才使用制度、流动升迁制度，取缔权、钱勾结垄断发展机会的社会现象，以公平竞争的方式，把流动、升迁的大门向肯于努力和有才智潜能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敞开(也向农民子女敞开)。

　　许多人希望在中国增加所得税、企业税，用第二轮分配的方式把富人的财富分给低收入人士。有的人主张提高城市工人的最低工资底线。实际上这些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帮助城市的低收入人士解困，而且风险极大。

　　提高税率和规定工资底线，会减少企业主的利润率，减低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了保持利润率和市场竞争力，少数企业主会试图通过研发技术和改善管理予以应对，更多的人会试图把资金转向税收较低、没有工资底线的国家；能力强、收入高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也会流向国外。这样会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发展中的国家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