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一说货币收入。1978年城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343元， 1978年农村人均年纯收入为134元，二者比例为2.57:1；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农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有一点不容忽视，这一时期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的人数急剧下降，从1978年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2.53人下降至1998年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1.55人，每个城市就业者负担的人数下降则较为缓慢，从1978年每个城市就业者负担2.06人下降至1998年每个城市就业者负担1.76人。也就是说，论每个劳动力的收入，农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更快。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农村劳动力枯竭以后，农民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必然会进一步扩大。　　

农村社会因素的恶化更是无可讳言的。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村社会福利体系也走向崩溃。以医疗为例，从1976年合作医疗在全国的普及率达到90％以上，一度下降至5％，看不起病成了农民的普遍现象，血吸虫等疾病卷土重来。加上环境的恶化，出现了大量的艾滋村、癌症村，这在共和国前30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这几年重新发展合作医疗，但是缺乏集体经济的依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还清这笔烂账。教育和医疗类似，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随着集体经济的瓦解，农村教育受了一次重创。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承认：“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承担损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动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度替代了7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中学人数急剧减少，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　1981年10月12日　《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90年代随着教育产业化的推行，相当一部分农村学生上不起大学，借钱上了大学毕业又面临失业，教育变成了“买办文人的割肉刀”。治安等方面也严重恶化，黄赌毒泛滥，宗教、宗族等种种黑恶势力横行乡里的局面再度出现，习水强奸幼女案，逼良为娼的邓玉娇案等恶性案件多发生在农村和小城镇，这表明农村地区很大一部分基层政权已经被黑恶势力把持。农民政治地位也一落千丈，“农民”变成了一种侮辱性的词汇。此外，农民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农村的基尼系数由1978年的0.2124扩大到0.3361。　　

不要忘了，共和国后30年正处于现代化深入发展阶段，一般来说，这个阶段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差别缩小的阶段，而中国这一阶段城乡差别却显著扩大了。特别是，这个阶段后期城乡差别扩大的反而更厉害。中国198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为397元，二者比例为1.74:1；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形成了严重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近几年尽管注重解决“三农问题”，但城乡差别仍在扩大，如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和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例，2006年为3.28:1，2008年为3.33:1。这是极不正常的。　　

总之，共和国后30年个体经济和化学农业为中心的农业政策，尽管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继续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是造成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村社会因素的恶化等严重问题，在现代化深入发展出现了城乡差别显著扩大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可以说，单干体制是农民涌入大城市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形成了严重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病根所在，是有利于把广大农民的财富聚敛到少数人手中的独木桥。　　

四、几个相关问题　　

1．中国农村发展和苏联农村发展的比较　　

苏联1928年开始开展了农业集体化运动，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但是“只是小修小补，没有改变集体农庄模式”。中国的集体农业既学习了苏联的集体农业的经验，也有自己的一些创新，中国1978年开始搞得单干体制据说“根本上纠正了苏联模式的弊病”。苏联农村发展进程比较典型的反映了首先从农业上获得剪刀差发展工业，然后等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再由工业反哺农业的现代化一般规律。中国和苏联可比性很强，下文将和苏联进行对比。　　

先比较一下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以粮食产量为例，1928年苏联开始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时粮食产量为7330万吨，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25年间增长了14%；而中国前30年以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1952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16392万吨增至30475万吨，26年间增长了85%；以实现人民公社化的1958年为起点至1978年，粮食产量由20000万吨增至30475万吨，20年间增长了52%。这一时期苏联最高粮食产量为9564万吨，比十月革命前最高粮食产量8600万吨增长了11%，而中国前30年的最高粮食产量为30475万吨，比解放前最高粮食产量15000万吨增长了103%。而且，这一时期苏联粮食产量很不稳定，经常发生大的减产，而中国60年代中期开始，粮食产量比较稳定，1965年至1978年始终没有发生大的减产。再考虑到中国前30年社队工业蓬勃兴起，合作医疗等农村福利体制的建立等因素（苏联这些方面做的远不如中国），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优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　　

再比较一下中国改革后的单干模式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以粮食产量为例，苏联1953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8250万吨，1976年苏联人均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8位，到1978年苏联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约为23700万吨，25年间增长了177%，人均粮食产量从1953年的432公斤增至1978年的912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25年间增长了111%；而中国1978年开始对农业进行改革时粮食产量为30475万吨，到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52850万吨，30年间增长了73%，人均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18公斤增至1996年的406公斤的历史最高水平，18年间增长了28%。从城乡差别看，苏联这一时期城乡差别在缩小，1965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96.5卢布，农村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报酬为51.3卢布，二者比例为1.88:1；1981年城镇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72.5卢布，农村集体农庄庄员月平均报酬为122.1卢布，二者比例为1.51:1；而中国这一时期城乡差别却显著扩大了，1985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90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为397元，二者比例为1.74:1；2008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5800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4700元，二者比例为3.33:1。再考虑社会因素，完全可以说，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优于中国改革后的单干模式。　　

总之，中国的人民公社模式优于苏联集体农庄模式，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优于中国改革后的单干模式，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农村发展和苏联农村发展进行了比较后得出的基本结论。　　

2．吃饱问题　　

是单干模式解决了吃饱问题吗？这个问题许多左派朋友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我就不多说，下面我简单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⑴毛主席时代真的吃不饱吗　　

谈吃饱问题首先要确定吃饱的标准。1958年中国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的口号，后来虽然强调节约，但是始终没有放弃“放开肚皮吃饭”的“十分饱”的追求。　　

孟子提出丰年能吃饱，荒年饿不死的标准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想，但事实上，旧中国从来没有实现过。一般估计，丰年也有60%到70%的人吃不饱，荒年有80%到90%的人吃不饱，大批人饿死。像著名教授朱自清因为不愿吃美国救济粮，又买不起粮食活活饿死。1949年建国时，饥民占中国人口22%，加上半饥饿状态的人，占中国人口80%以上。　　

到了70年代，非农业人口的主要食品，如面粉、肉、油、糖等实行凭票供应，粮食人均月供应量达30斤，以今天的标准是有富裕的，当时虽然追求“十分饱”，但是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仍然基本上过得去。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全国农产品和畜牧、水产品产量逐渐增加，城乡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也逐渐丰富，市民已明显感到生活有宽余。大多数家庭都有些积蓄的粮票和粮本购粮计划，户存上千斤的不在少数。在当时农村，有些比较贫困的农民吃的是黑窝窝头，喝的是瓜菜粥，就的是腌菜，而很少情况下吃炒菜和肉，然而这已经是解放前中农的生活水平了。在旧社会就是一般地主，也不会常年吃上白馍和肉菜。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这二十五年来，我们做到了农业刚够吃，这件事情不可小视，由过去旧中国的半饥饿状态达到每人占有粮食六百几十斤，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依靠全体农民群众和全体农村干部努力的结果”。显然，“刚够吃”，决不是“吃不饱，饿不死”的半饥饿状态，而是刚够吃饱的状态。应该说，邓小平同志这个讲话很好的回答了毛主席时代是否吃不饱的问题。　　

⑵今天我们真的吃饱了吗　　

在不断宣传“吃饭问题”已经解决的情况下，吃饱的标准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先是宣传“只吃八成不用请医生”，后来又宣传“六分少，七分好，八分饱，九分十分不得了”，听说最近又有人提出六分饱最合适。如果按今天吃到七八分饱，粗细粮搭配，多吃蔬菜、野菜，少量吃一些肉、蛋、油、糖的合理膳食标准，可以说毛主席时代完全符合要求。到了70年代后期，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不能说一个没有，至少是寥寥无几，不少人还超标了。　　

有人可能会说：“不对呀，毛主席时代我确实感觉吃不饱，今天我确实感觉吃饱了，难道肚子还会骗人？” 肚子的确会骗人，这和心理因素有关，如果追求“十分饱”，往往吃到九分饱仍然觉得饿，如果追求“六分饱”，吃到七分饱多半就撑了。不信可以按70年代后期的食品标准吃1个月看够不够吃，恐怕还有富裕。　　

有人可能会说：“还是不对呀，毛主席时代我很瘦，今天我胖了。” 这一方面和今天的人缺乏锻炼有关。另一方面大家想一想，今天中国的化学农业生产出来的食品里有多少化肥、农药、激素，听说有的面粉里还有滑石粉，共和国前30年的食品是这个样子吗？用最委婉和最不夸张的语言说，这种食品根本不适合人类食用。这种不适合人类食用的垃圾食品吃下去堆积到身体里，能不胖吗？毛主席时代的“瘦”是健康的表现，今天的“胖”则是虚弱的标志。不信，像大寨、红旗渠这样的工程，以今天人的体质能干出来吗？不仅肚子会骗人，人也会骗肚子。当初旧中国饥民经常用树皮、草根、观音土骗肚子，饿死的时候肚子都是涨得鼓鼓地。今天我们吃这种不适合人类食用的垃圾食品又何尝不是在骗肚子，在慢性自杀，这也能算吃饱了吗？　　

讨论今天“吃饭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我们是否真的吃饱了，我们先应该明确几个问题：　　

70年代中国四大粮食品种，水稻、大豆是出口，小麦是进口，玉米有时出口有时进口。今天中国四大粮食品种统统进口，其中中国传统出口作物大豆进口比重达到60％以上。尽管我们一直严厉批驳“谁来养活中国”的谬论，但是，粮食进口仍然不断上升。讨论今天“吃饭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前文已经说过，今天中国的化学农业生产出来的食品里有相当一部分化肥、农药、激素严重超标，是不适合人类食用的垃圾食品。计算我们是否真的吃饱了不应该把这些垃圾食品计算在内。　　

前文已经说过，现代人的生活基本需求包括吃饭、穿衣、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诸多方面。70年代中国医疗、教育、养老等是有保证的，计算我们是否真的吃饱了首先应该算一算今天有多少人为看病、上学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还有，共和国前30年生育政策比较宽松，一般一家有四五个孩子。从1979年以“节约”为名开始实行病态的一胎化政策（一般认为，2.3左右的生育率为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正常的生育率不应该低于人口自然更替的生育率）。讨论今天“吃饭问题”是否真的已经解决，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今天我们一家有四五个孩子，我们能吃饱吗？如果将来我们一家一对夫妇赡养四个老人，我们能吃饱吗？

顺便说一句，有人总是算人民公社体制下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左派朋友已经论述的很多了），以此证明单干体制的“优越性”。那么是否也应该算一算单干体制下，合作医疗瓦解无钱看病，病死的人有多少？是否也应该算一算单干体制下，滥用化肥、农药、激素生产的垃圾食品，害死的人有多少？是否也应该算一算单干体制下，涌入大城市流浪乞讨，奄奄待毙的人有多少？是否也应该算一算单干体制下，由于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像邓玉娇一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生不如死的人有多少？　　

五、农村发展的出路　　

在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近几年党中央注重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城乡差别仍在扩大。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首先统一思想。单干体制是农民涌入大城市导致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形成了严重的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病根所在，今天仍然有人抱着小岗村这面破旗子不放，这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应该明确，“小岗模式”的单干体制根本不是改革，而是复辟倒退。中国的人民公社体制存不存在问题，需不需要改革？当然存在问题，需要改革，但是改革应该是解决问题，把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搞得更好，怎么能像小岗村这样分田单干，把集体经济搞垮呢？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位领导人,没有一个文件说集体经济不如个体经济,1993年宪法修改中才取消了“人民公社”的提法,这时离1984年撤销人民公社已经9年了。1978年开始推行“大包干”到今天，30年过去了，现在老百姓看的很清楚，集体经济较之个体经济有明显的优越性。江苏华西村、兴东村、浙江上园村、腾头村、湖北洪林村、尧治河村、山东房干村、得利斯村、河南刘庄村、南街村、山西大寨村、皇城村、陕西阳山庄、辽宁西洋村等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尽管这些村子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应该没有什么人否认这些村子比小岗村这样的单干村强的多。这一切清楚的表明，中国农村改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学习共和国前30年的成功经验，学习30年来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的成功经验。一些人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学习美国等国的模式，这是不合适的。应该明确美国等国的“合作经济”仍然是私有经济，不可能根本解决单干体制的严重问题。美国自己也承认“合作经济”问题重重，“首先，缺乏合理的计划。许多农业合作组织企业刚开始想法较好但缺乏细致的市场研究，或者缺乏足够的资金去发展，致使在运作过程中缺乏竞争力。第二，管理理念不切实际。热情和梦想是企业的动力，但有将企业引向不切实际的目标---对经营中市场的风险和代价估计不精确的倾向。第三、管理低效。在合作组织成立初始，缺乏专业人才和懂行人士去经营。第四、随着合作组织的发展，服务和经营的商品质量越来越差，不能满足市场消费者的需求”，显然，这些问题是致命的。而美国 “合作经济”的主要优点“市场型农业合作组织为主要的组织形式”其实根本不是什么优点。美国耕地是中国的两倍，粮食产量还没有中国多，这不能说明问题吗？为什么总有一些人看不到身边的东西呢？　　

近几年中国在土地流转的背景下掀起了一股土地私有化的歪风，胡说“国家政策应该从现有的事实上的私有化（即家庭承包制）再向前迈进一步，走向完全私有制，地权可以自由买卖”。 1978年到1984年建立的单干体制，事实上把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分割了开来，占有权仍然归集体，使用权私有化。尽管这种半私有制的单干体制不如公有的人民公社模式，也不如苏联集体农庄模式，但是比完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体制还是要强很多，突出表现是土地兼并受到了抑制。目前，无地农民只占中国农村人口的5%，和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20至30% 或更多的完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埃及、印度、巴西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人口。如果中国推行土地私有化，让“公司＋农户”大行其道，必然导致严重的土地兼并，只会使少数人更富，多数农民快速破产，沿着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化的道路走得更远。　　

我认为，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实现中国农村发展和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应该是：废除单干体制，把承包下放的土地重新集中起来，让半私有制的土地真正归集体所有，在此基础上发展规模经济。主要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培育良种等方法发展生态农业，严格禁止滥用化肥、农药、激素的化学农业。把私有化了的乡镇企业重新收归集体所有，在此基础上逐步重建工农一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公社体制。走就地实现农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在集体工业发展基础上逐步把农村合并改造成现代化的小城镇，实现城乡一体化，消灭城乡差别。最终目标是和城市一起逐步建立县联社、市联社、省联社、中国公社，实现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当然，这一目标应该循序渐进，注意方式方法，不能操之过急，不过，希望不再有小岗村这样分田单干的严重曲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