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较小。就地域而言：紫泥素为江南主流，一脉传承五百年，不绝如缕，近代更于港台汇成波澜；朱泥虽根柢深植宜兴，但个性活跃，每于域外带动风潮，如十七世纪中叶起，外销欧洲的「红色瓷器」（见图）。再如清同治以后，轰动东瀛茶陶两界的「朱泥烧」；以及从明末至民初，在闽南沿海，乃至南洋一带，所掀起的「水平壶」红色风潮。更值得注意的是，朱泥器所鼓动的红色流行风，每每引起欧洲、日本、潮汕、台湾陶人以各种方式加以临摹仿制，进而启发了当地的壶艺、茶风。明清朱泥壶考证的雾区二十世纪末叶，宜兴紫砂茶具在港台备受青睐，不论紫泥、朱泥、绿泥、段泥，俱成为茶客壶人的府藏珍爱。与此同时，对紫砂陶器的研究亦受到重视，成为显学。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当代作品一辨真伪，二评工艺成就，三论典藏价值，基本上问题不大。明清紫砂器则因历来作伪高手多，真赝之判较具挑战性，然紫砂陶史不过五百年，虽史料有限，却也不致考据无门。加上紫砂器的署款文化是历代工艺美术作品中较为罕见的，这种传承相当程度地深化了紫砂器的人文底蕴，更增添了后人的收藏乐趣，许多明清紫砂器的真伪鉴别，也往往是依附着器身款识而开启。反倒是明清朱泥壶的考证，面临了微妙的态势，以今日收藏家们的眼力与经验法则，对朱泥古壶的断代辨伪，大体已能形成共识，争议有限，然而对朱泥陶人们的考证，却不易找到着力点。因为同样系出宜兴的朱泥壶却因为自成一格的署款文化，形成「大彬」、「孟臣」比比皆是的盛况，几乎无法将一般砂壶的鉴赏准则转移、延用，形成了考证上不易突破的「雾区」。无怪乎，初入此道者往往迷惑于：为何在朱泥壶的世界里，孟臣、逸公、大彬的作品如此丰盛？而孟臣高寿三百尚能制壶！大彬死后照样可以制器题铭！其实，这个特殊的「行规」已绵延三百余年，早就成为朱泥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了!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来看，诚如奥玄宝所言：「然壶本玩具也，玩具之可爱在趣不在理……择其善者皆取之……知理知趣是为上策。」准此，则朱泥小壶能考之有据者，是谓理趣兼得；若未能如愿者，也不妨好好欣赏其逸趣之所在。其实，透过各类资料的整合，我们还是可以大略掌握明清朱泥壶的脉络，这位红姑娘尚不致于「不可理喻」，反而应是「理趣兼具」的。更何况，朱泥壶的署款文化是传之有年的习俗与行规，此与古今作伪谋利者所涉之「道德」问题，在动机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差异。当朱泥壶遇见工夫茶要认识朱泥壶的署款文化，首先要了解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就明清两代紫砂壶的分布情形来看，紫砂壶(当然亦包含若干的朱泥及各色砂壶)较集中于南京、上海、苏杭等江南人文荟萃之处，且多为传世品。虽在历来战乱折损甚多，但因从业陶人较多，数量相对亦多。朱泥小壶则多见于闽南及广东潮汕沿海，由于传世的明清朱泥壶多已毁于战乱与文革时期，（少部份晚清制器近年陆续由海外回流），但因闽南地区向有物器陪葬之俗，部份老壶在地底下幸免于战祸，所以目前朱泥古壶多以出土器比例较高。但近十年来因建设开发及非法盗墓频仍，迄今出土器已日渐稀少，且质量俱衰，或多破损，高档朱泥壶已可遇不可求。为了探索个中玄妙，笔者曾往访闽南工夫茶区实地了解，并与第一线的文物贩子接触，发现朱泥古壶出土的两种主要途径：一是开路建基出土，二是盗墓所获。前者通常并无相关纪年资料(有些是文革动荡期间埋入地底)；后者因其非法性，更无法提供如墓志等考据资料。遗憾的是，随着出土器的日渐稀少（事实上，许多地区的墓葬早已十室九空），藉由墓志纪年来考证文物的「学术派」正统作法，只怕希望渐微。朱泥壶产于宜兴，制于宜兴，殆无疑问，但在历史的冥冥安排中，她有点像是王昭君，先后被派去欧洲、日本、南洋等地进行文化输出。既要踏出国门，远嫁异域，那东南沿海的港口如厦门、汕头自是必经之路。这条始于明末，从江苏宜兴、上海到福建、广东沿海的「红陶之路」几经兴衰，也造就了宜兴朱泥壶与闽南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的远因。工夫茶区之所以特别崇宜兴所产朱泥小壶，除了她的殷红胎色象征吉祥喜气，也因朱泥不宜独制大器，恰恰符合工夫茶壶「宜小不宜大」的概念。这同时说明了为何紫泥、黄泥、段泥壶相对较少在工夫茶区出现的原因。在茶文化中，东南沿海盛行的「工夫茶」堪称中国最古老的茶道之一。工夫茶的发源地在潮州，据史载，早在北宋时期，潮人便以能饮且善于饮茶之道著称。就像宜兴紫砂壶的滥觞一样，明太祖下诏废除龙团凤饼茶，无异就像解除了砂壶与散茶的戒严令般，直接刺激了茶的平民化与相关产业、器具的蓬勃发展。明万历时期，一方面紫砂壶的声名已远播宇内，另方面工夫茶俗已风靡闽南、广东等沿海地区，这两股茶与壶的风潮随着商贾、官吏的迁移，陆续在东南沿海融汇，相激相荡，并且迅速取代瓷壶、茶盏，以「世间茶具称为首」之姿，与工夫茶俗紧密结合。1987年，考古学家在盛出朱泥壶的福建漳浦县盘陀乡庙埔，发掘出明万历38年入葬的明户部尚书卢维祯夫妇合葬墓，其中有一件「大彬」款紫砂壶(此壶经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等学者断为大彬真迹，现藏福建博物馆)。此壶盖沿已见磨损，显系入葬前已被使用一段时日。壶高ll公分，约为今人所谓之中壶，比入清以后日趋小巧的水平小壶为大。此一发现的部份意义为：一、对照宜壶的形制演变，此壶正是大彬制壶由大趋小的部份历程。二、紫砂壶在滥觞不久后的万历年间便已走入闽南。三、紫砂壶初入闽南是由贵族为媒介，且属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非寻常人家可用。经历近千年的发展，饮茶活动在清代早已是遍及社会各阶层的重要休闲项目，尤其是在闽南的工夫茶区，茶更具备不可或缺的社交功能。有趣的是，迥异于紫砂文人壶将诗文题于壶身的作法，朱泥壶因壶身较小，不宜题作，遂将此风转移至壶底，例如逸公款梨式壶刻有「谈笑有鸿儒」，（此语出自唐刘禹锡《陋室铭》，下句为「往来无白丁」。）朱泥掇球壶底刻「明月三人太白杯」，（典出诗仙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只不过现下是以茶代酒，取其诗意也。）此外如「香引玉人来」、「高朋满座」、「知君于此景」、「诗人作伴、文士同居」等句，皆是反映着以茶会友的社交心态；当然也印证了朱泥壶缘自宜兴紫砂文化的血缘关系。既是友人相聚，免不了要在茶余饭后，对茶壶品头论足一番，因而发展出对宜兴茶具的主流评价与使用心得。如李渔《杂记》︰「凡制砂壶，其嘴务直，购者亦然。一曲便可休，再曲则称弃物矣。」《阳羡茗壶系》︰「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声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砥。」这些主流价值深深左右着宜兴陶人的制壶观念，影响深远。据史载，明末紫砂壶的容量由大趋小已是一种共识，如李茂林、李仲芳父子、陈子畦、沉君用等，无不是亲自实践者，这种与茶文化的互动是全面且实际的。尤其华南素有饮用浓茶之风，势必从实用的角度，对宜壶由大趋小的运动产生影响。入清以后，工夫茶更是要求「壶小如香橼」(袁枚《随园食单'武夷茶》)、「壶之采用，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翁辉东《潮州茶经》)。以现代行销理论观之，这正是受「消费者导向」影响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