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涨，我国闽、浙 、皖、赣、湘、鄂等省的合作事业，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以浙江 为例，据陈观沧先生回忆，１９３８至１９３９二年，浙江全省合作 事业的发展，宁治台区７县，共成立制茶合作社７３个，社员４２２ ６人，组办茶厂９家；温处区４县，建社３２个，社员４２４０人， 设厂１５家；遂宁区三县，建社２９个，社员３５７２人，办厂１家 ；接近敌占区的于潜、孝丰、昌化、临安、分水、富阳等县，也建社 ２３个，有社员４６４５人 ①。至１９４１年，浙江制茶合作社达３ ０７家，社员人数总计达２７８０５人。是年贸易委员会茶业处处长 吴觉农到衢州万川筹办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率中茶公司大批技术人员 直接参与遂安、淳安、开化的合作运动，使这一茶区合作事业，更取 得了满意的成绩。据统计，是年东南茶业改良总场等共集中精制各社 毛茶１７０２８担，当年各茶厂的箱茶，均由中茶公司收购后转运香 港出口。在日寇侵略的严峻形势下，合作社无疑对茶户和小商是一种 有效的保障。吴觉农对其时遂淳茶区的合作有这样评价：“这一工作 的展开，使遂淳区的绿茶品质大为改进，茶农利益增加，全区的组织 完成，创合作社新记录。” ①其他对茶叶质量的提高，可以说是合作 社成立后的普遍现象。但至１９４２年，浙江由于日寇在沿海和沿浙 赣线发动进攻，人民流散，茶园荒芜，茶厂被毁遭劫，一度兴起的合 作热衰落下来了。其他各省，非遭日寇战祸，也因中央补助经费停发 等由相继烟散了。

　　由于上述战时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社会上对茶叶科技人才的 需求也越来越大，过去各地讲习班形式培养的学生，办办停停，人数 、质量也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所以，这一时期在茶叶专业教育上，也 出现了不少新的发展。

　　如抗战时期，我国茶叶改由香港出口后，负责办理这一业务的富 华公司，应统购统销的急需，就首先在香港和上海招收２０余人，经 几个月的培训，即把他们派到了内地工作。１９４０年中茶公司改组 以后，亦招考过高级及中级茶训班一次。至于各省特别是安徽、浙江 二省的茶管处、改良场、茶厂，也分别招收过类似的训练班。这是应 急性的一种就业教育。对这批人如吴觉农所说，他们在后来的“行政 及技术方面多有贡献”。关于农校和茶校茶学专业开设的情况，除１ ９３５年福安开办的茶校和前面提过的湖南修业职业学校茶业班（后 迁安化茶区）继续存在外，在福建崇安也办了一所初级茶业学校；１ ９４０年，方翰周在江西婺源改良茶场内，创办了一所茶业职工学校 （１９４７年迁修水改名为修水茶业学校）；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 ，安徽省在徽州农业职业学校内，也增设茶叶科，“学制三年，共办 了两期” ①。茶业中等教育是战前即有，但高等教育则是这一时期的 新出。抗战期间出现的茶业大专班，有１９４０年英士大学特产专修 科所附设的茶业专修班；东南“第三战区”在崇安筹办的苏皖技艺专 科学校的茶业科（后因经费等由，招收的２０多名学生后并入福建省 农学院继续学习）和复旦大学茶叶组。复旦大学茶叶组，是我国解放 前最有影响也是唯一的一所本科专科并招、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茶叶 高等教育机构。１９４０年春，复旦大学内迁重庆，校方和财政部贸 易委员会茶叶处、中国茶叶总公司三方协商，决定在复旦大学内同时 设立茶叶系、茶叶专修科和茶叶研究室（后因当时主管教育的部门认 为茶叶乃一种作物，面窄不宜设系，才改称为组附在农艺系），其经 费主要由中国茶叶公司负担，学生毕业，也尽先由中国茶叶公司选用 ②。复旦茶叶组第一年在西南和东南分区招收本科和专科各二三十人 ，１９４２年毕业的２０多名专科生，均由中茶公司任用，抗战期间 为茶叶战线培养了不少茶叶技术骨干。

　　在茶叶科研上，这一时期和教育一样，也有不少发展和成绩。前 面提过，在３０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我国沿海和中南的长沙高桥，江 西修水，福建崇安、福安，湖北羊楼洞，浙江嵊县三界等地，就建立 了一批茶叶改良场厂。抗战军兴以后，除在西南如１９３９年在贵州 湄潭，１９４０年在昆明宜良、凤庆顺宁等地继续兴建了一批这样的 茶叶改良示范单位外，１９４１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在浙江衢县成 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１９４２年迁址福建崇安，改名为财政部贸 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 ①。这也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茶叶科学的专业研究 所。

　　上述各地的这些改良研究机构，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 下，艰苦奋斗，不同程度地都积累了一批发明和创造。以制茶和茶叶 加工机器为例，这时在湖北、云南各地有较大推广的“木质揉茶机” ，人力、畜力可以两用，就比引进的印度、日本同类机器，克服了动 力限制。再如安化茶场设计的筛分机，使用灵活，非舶来者可比；祁 门茶场制有萎凋柜、足踏茶筛及特置加温萎凋室；婺源茶场的木质筛 分机、发酵加温箱及烘筒代替锅炉②。

　　但这些还只是改良场厂的一些技术改良。崇安茶叶研究所的科学 研究情况，陈观沧先生对该所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茶树栽培、茶叶 制造、化验和推广方面，有一个很完全的记录，因这具体反映也代表 了当时我国茶叶科学研究的水平，这里我们不妨选录如下：１．栽培 方面。

　　①育种试验。分鉴定、选育、创新三个科研途径，对茶叶品种、 单本选择、武夷名丛性状、开花习性、茶树遗传因子等等进行了系统 的研究。

　　②繁殖方面。对播种、压条、扦插等法及茶籽储藏、播种期等进 行了试验。

　　③生理试验。如茶树日照、茶树抗寒与制茶品质关系的研究。

　　④栽培试验。对水仙树型剪定、茶树剪枝日期以及摘花、摘果等 项目的研究。

　　⑤病虫害试验。对武夷山茶树煤病以及茶蚕和茶毛虫等当时茶区 盛发的病虫害进行研究和调查。

　　２．制造方面。

　　①品种试验。分别在崇安、安溪两地进行。各茶树品种制造红茶 、绿茶（眉茶、珠茶、龙井、莲芯）、青茶（乌龙茶）的适制性试验 。

　　②红茶、绿茶、青茶的制造方法试验。

　　③红茶分级及碎切茶试验。分别在祁门、崇安、福安进行，同时 向全国红茶产区征集样品进行红茶分级拼和试验。

　　④包装储藏试验。

　　⑤制茶机械的设计与有关试验。

　　３．化验方面。

　　①生化研究。如茶叶分级化学标准的探讨、岩茶制造过程中水分 变迁研究。

　　②工业试验。如咖啡硷的提炼，茶叶杂料制造等研究。

　　③肥料试验。如厩肥、树叶肥田、天然肥料的各种比较试验。

　　④土壤研究。如土壤盐基饱和度、武夷茶岩壤调查研究。

　　４．推广方面。

　　主要有办理茶树更新、调查统计和编辑出版书刊这样三方面工作 ①。

　　关于调查统计和书刊出版我们不加多谈，这里仅就茶树更新稍展 开一说。因为这一点和其前的统购统销，是战时茶叶改革的两大茶政 。１９４１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封锁海上，我国海运茶叶出口中断 。为避免茶园荒芜、救济茶农生活，也为战后茶业复兴积蓄元气，吴 觉农先生高瞻远瞩，提出“幼树留蓄，壮树继续采制，老树则彻底更 新” ②的“茶树更新运动”。茶农更新的经济损失，由中茶公司出资 补贴，具体组织、办理，由崇安茶研所和茶树更新运动指导处负责。 从１９４２年春天开始，至１９４４年底结束，３年中共维护了１０ 余万亩茶园，更新了１０００多万的茶丛。这一数字，与原先计划是 无法比拟的。但原计划第一年中茶公司就应出资１０００万，３年完 成；但实际３年中只收到中茶公司３００万元。所以，上述数字，有 人形容“不是用钱，而是用工作者的心”完成的。因为经费等诸多原 因，运动计划受挫，一波三折，没有完成原定的目标，说以失败告终 也可以。但是，正如吴觉农指出，除维护了１０万亩茶园外，“尚育 成茶苗２００万株，并完成浙、闽、皖、赣四省外销茶区土壤调查” ；另外，在推行更新之区，使茶农普遍地获得更新的知识，这更是无 法以钱来衡量的。所以，这一运动在更新本身可能成绩不怎样大，但 其在技术和技术推广上的意义，是深远和应当肯定的。